民主的阴暗面
第九章 纳粹III：种族灭绝事业 （节选）
事业路线之一：精英办公桌杀人者
绝大多数帝国中央保安局成员不习惯于暴力。他们是同一代人，出生于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太年轻而未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一帆风顺，受过高等教育，三分之二有大学学位，三分之一拥有博士学位。绝大多数在大学时就曾是纳粹或激进右翼分子，1933年前加入纳粹。到30年代中期他们准备按照纳粹种族—国家学说重新改造世界。他们知道需要采取行动，当时机到来时他们极少有人退缩（赫尔伯特，2000：26—27；怀尔德特，2002）。
阿道夫·艾希曼是以善于解决问题而著称的人。他监督将纳粹、军队及平民管理机构与死亡集中营联系在一起的驱逐手段。他在耶路撒冷接受审讯时，精神病专家说他是模范丈夫——“在考查过他之后，我觉得他比我更正常”，有个人这样说。他出生在莱茵兰德，八岁时母亲去世，全家搬到了奥地利。他在初中读书期间以及之后一段时间里做销售员，表现都较一般。1932年他加入了奥地利纳粹党，当时26岁；1934年，在那段非法时期，他听从朋友卡滕布伦纳的建议加入了党卫军。他当时对加入党卫军给出的理由是不公正的《凡尔赛和约》和大规模失业，但是事业受挫其实也是原因。1934年他经训练成为达豪集中营的一名中士，次年进入党卫队保安处犹太部，在此他成为犹太复国主义专家。他把自己描述为“不感情用事和客观的”人。对阿伦特（1965）来说，他是“平庸之恶”的缩影（一个她后来开始后悔使用的词）。她觉得从道义上他“从未认识到他是在做什么”。这不是真的。艾希曼反犹非常坚决，他对犹太问题以及它的多种解决方案的专业业务知识已使得他做好了接受任何考验的准备。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指挥官赫斯（1978:105）回想起他们战时的谈话：
即使是在我们俩独处，随意喝着什么，能充分放开情怀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出他老在思忖如何把每一个他能逮住的犹太人都灭掉。我们必须弃绝怜悯，不带任何感情，尽可能快地完成这种根除。任何妥协，哪怕是最微小的，也必定将在以后使我们付出惨痛的代价。（赫斯等，1987:105）
他一次次告诉朋友，犹太人除了做劳工别无任何价值——而其中仅20%—25%的人能从事艰苦工作。迪特尔·威斯里舍尼（见后）说：
他不是不道德，他是根本没有是非，一副彻底的冷漠无情的样子。1945年2月他对我说——其时我们正在谈论关于输了245战争之后我们的命运：“当我跃入坟墓时我会哈哈大笑，就因为我杀掉了500万个犹太人时的那种感受。那能给我很大的满足和自得。”（战犯审判，1946：第8卷）
“冰冷”（Ice cold）意味着冷酷无情，不是置身事外。只有他在法庭上的技巧是平庸的，老是想开脱责任，不承认他发出过的命令。但他本人经常采取主动。他反对驱逐塞尔维亚犹太人，一位同事记在议事录上，“艾希曼提议开枪射击”。1942年艾希曼反对把犹太人从匈牙利驱逐出去。他说，最好，等到70万名匈牙利犹太人能够一次性全处理掉。他的建议两次都被采纳。这不是一种受规则支配的官僚政治：它是不固定的，允许官员往激进的方向进行创新。艾希曼的邪恶既不是不加思考，也不是平庸，而是革新性的、冷酷无情的和意识形态的（洛索威克持一致看法，2000）。
我跟踪了往单一国家方向驱逐的行动过程。与艾希曼紧密合作驱逐匈牙利犹太人的是两个有特殊背景的纳粹。外交部高级代表叫艾德蒙德·费森迈耶，一个来自下法兰柯尼亚(巴伐利亚州)的天主教徒。他曾是经济学讲师和成功的商人。作为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1932年他投向纳粹党。从1933起，党卫军为他的外交生涯提供资助。他晋升为党卫军中的准将，在说服匈牙利政府支持大规模驱逐中起了关键作用。他写道：“犹太人是头号敌人；110万的犹太人，意义等同于数量有如布尔什维克先锋队员的阴谋家。”党卫军保安处头号人物是奥托·温克尔曼中将，出生于霍尔茨维格—霍尔斯坦，一名城市官员的儿子。在还是学生时，他就参加了1923年在鲁尔地区对法国人的战斗，结果被关押。作为一名保守派民族主义者，在1932年28岁时他转向纳粹党。迪特尔·威斯里舍尼在“犹太人对外移民”局匈牙利司工作。他出生于1911年，22岁加入纳粹党，23岁加入党卫军和党卫队保安处。
他们的员工——如士兵伯格、格雷尔、亨谢、克鲁迈、诺瓦克和斯伯林茨——是一直伴随自由军团或具有在德国或奥地利的巷战经历的老的或年轻纳粹（克鲁迈是个例外，仅到30年代中期才参加民族主义的继而纳粹的前线组织）。匈牙利驱逐行动被有意交付给可靠的人安排处理——因为他们全部在被占领国。这些是意识形态纳粹，有事业前程是他们的奖赏。就像对集中营中的上层精英一样，他们的目的与效率更容易从一个系统性的严格的意识形态中产生：追求“道德”清洗。这最终意味着不放过一个犹太人或布尔什维克。正如洛索威克（2000:8）所说，这是一个执行世界历史任务的精英群体，意识形态上的效率专家，不是平庸的官僚。他们完全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直至最后一滴血。
被占领领土的长官和警长监督着在实地进行的杀戮。他们是凶狠的纳粹，经常在政变发生前已富于巷战经验。与办公桌杀手不同，他们亲眼目睹和参与了杀人。他们慷慨激昂地宣扬一套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思想：“我们是优越民族，我们当中最低级的德国人也246比当地人口在种族上和在生物学上珍贵1000倍。”厄恩斯特·科克来自鲁尔，是一名铁路职员，因早期从事政治活动而被解雇。在20年代末期做了东普鲁士的地方长官之后，他成了乌克兰的帝国专员。“我对犹太人一无所求，除了让他们消失。”来自巴登的汉斯·弗兰克说。他是一名自由军团老兵，一名纳粹党的律师，是当时帝国的司法部长和波兰的最高行政长官。约瑟夫·伯克尔态度较为犹豫。他来自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是一名手工业者的儿子，一名来自自由军团的老兵，做过老师，在20年代末期成为一名党内官员。他是一名保守的、热爱秩序的纳粹。1938年他是维也纳的地方长官，在此他试图抑制针对犹太人的野蛮抢劫与暴力。但当被告知希特勒支持此项行动时，他改变了观念。他开始为元首工作。
东部警察指挥官中的老前辈是冯·丹姆·埃里克·巴赫-齐烈夫斯基，出生于波美拉尼亚的一个容克军事家庭。他参加了“一战”，然后服役于自由军团和魏玛军队。受希特勒影响，他辞去了委任，1930年加入了纳粹党，时年31岁，次年加入党卫军。作为一名12年的纳粹帝国议会代表，罗姆清洗及党卫军和盖世太保部队的指挥官，他是希特勒的爱将，因“将共产党反动派彻底击垮”受到希特勒的赞扬。在一次特别行动队完成任务之后他吹嘘说：“爱沙尼亚没剩下一个犹太人。”后来他又清洗了华沙犹太人居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