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界的情况不一样。我在《法西斯主义者》中强调资本与劳动力都不属于纳粹核心拥护者，很少商人是意识形态纳粹，尽管许多人在1933年之后赶浪潮加入了纳粹。他们开办奴隶劳力工厂，但不是为了利润。几乎所有人都成了同谋，因为随着战争的进程，劳动短缺成为燃眉之急。有纳粹关系的产业主义者，如波西亚，通过游说将囚徒作为劳力——先是西欧人，然后是斯拉夫人，最后是犹太人。到1942年年末，三分之一的德国劳动力是奴隶。他们的待遇相差很大。一些犹太人受到很好对待，比其他工厂里的法国或荷兰劳力的待遇要好。然而法本化学工业公司（IG Farben）的经理吩咐替换患了病的劳动者，同时心里知道他们之后会被杀掉，而管理者定期地进入集中营挑选劳动力，斯特雷德说（1999）。
甚至在为数不多的被控告犯有战争罪的产业主义者和管理者当中也极少有人在1933年之前加入纳粹党。古斯塔夫·克鲁普“榨干了”成千上万的俄国人和犹太奴隶劳动力，所以他被免除了继承税，但是他从未加入纳粹党。库尔特·施罗德和弗里德里克·弗利克从1932年起曾帮助资助了该党，然而弗利克给予其他右翼党更多，并只到1937年才加入纳粹党。施罗德1933年加入纳粹党。甚至是来自波兰的失去领土上的“无耻和残忍”的埃里克·迪特里希——他为他的企业从当地城市贫民窟招收工人，同时将孱弱者交给盖世太保枪决——也是在1935年左右才入党。产业主义者和金融家也采取赢利的政府的经济立场，经常与党卫军密切合作。银行经理汉斯·菲施博克是德奥合作后的奥地利内阁成员，然后去帮助管理荷兰经济。他是右派，尽管只到1940年才成为一名正式纳粹，此时他得到了党卫军上尉的名誉军衔。在德国资本家中我们距真正的平庸最近——大规模屠杀成为了现代社会中某种已被制度化和具有合理性的事物的副产品：从最小的成本中榨取最大的利润。因为自由劳力供应短缺，价格昂贵，资本家乐得使用奴隶。当然，资本家、管理者甚至工头不是一定要去杀人。他们把奴隶移交给党卫军，然后就试图把他们全忘掉。他们主要是杀戮行为的物质主义同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