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也有疑虑。1941年希姆莱去观看一次特别行动队清洗行动。因明显紧张，他往后退缩，在每颗子弹打出的时候避开希姆莱的注视。射击结束后，巴赫-齐烈夫斯基袒露了自己忐忑的心情，说：
元首，那些只是一百次（杀戮）……看看这个突击队中的士兵的眼睛，他们是怎样地在深深发抖！这些人的余生算是结束了。我们在这里训练什么样的跟随者？要么是神经病，要么是野蛮人！
极少有高级纳粹在经历杀戮时没有道德上的犹疑。大多数人试图将他们自己放在一个据称是更高的道德目的之下。伯恩（1986）将这归于严格的军国主义熏陶、战争经验、感情上往国家社会主义的转向，以及对希特勒的极端服从。但是服从希特勒给了他们一种理想主义意识，个人的感情已服从于共同的事业。这类扭曲的理想主义在受过高等教育的施害人当中很普遍。当其他动机都不起作用的时候，意识形态的力量帮助了施害人将任务坚持到底。
非纳粹机构也参加了合谋。没有文职部门，几乎什么事也完成不了。极少有文职官员有任何暴力或狂热主义历史。在外交部，布朗宁（1978）指出了两类参加合谋的官员。第一类是1933年之前以及加入外交部之前具有知识背景的纳粹成员。路德出生于柏林，一个高级文职官员的儿子。参加战争之后，他开了一家家具248进出口公司。1932年3月37岁时他加入纳粹党和党卫军，但这时他已经认识了许多纳粹，还是里宾特洛甫的朋友。他很快成为了一名纳粹柏林城市市政会委员。布朗宁称他是“一个与道德无关的权力技师”，但这不是很恰当。他在成为职业外交官之前是职业纳粹，只是在1936年进入外交部，然后很快得到晋升。
布朗宁的第二类人员是单一的野心家或追名逐利之辈，在政变后加入纳粹党，属于见风使舵的纳粹。他们包括了像奥托·冯·诺伊拉特那样的贵族保守派外交官和像弗朗兹·拉德梅克那样向上流动的男人，后者是一名来自梅克伦堡的铁路工程师的儿子，到1933年才加入纳粹党，凭自己艰苦努力才进入犹太人事务部工作。布朗宁认为这些人比艾希曼更好地展现了平庸之恶。然而绝大多数是来自军事和文职官员背景，而整个部门中渗透了反犹主义的保守的民族主义。拉德梅克坚信科学的种族主义——这是他能帮助起草马达加斯加计划和最后解决方案的主要资格。在我的样本中，几乎所有的文职官员——相较于很少的商人——都被吸收成为纳粹。但是他们的纳粹意识形态极少是用赤裸裸的言词表达的，更少采用暴力方式。相反，它在他们所在的比较威权主义的文职部门中的职业经验中获得了反响。
1942年在万塞召开的臭名昭著的副部长级会议奠定了在党卫军与文职部门之间执行最后解决方案所需要的合作基础。纳粹领袖原以为文职部门会有不同意见，然而一切进行顺利。这很可能是因为除了克里青格（一个来自波兰的德裔）之外的所有参与者都是老纳粹。绝大部分讨论与犹太人与基督教徒之间异族通婚的技术问题有关。一个半小时之后会议结束，继而是喝茶休息，然后是午饭时间。最后解决方案的消息通过各个部门向外扩散，没有引起很大骚动（希尔伯格，1978：264—265）。一味追名逐利的做法现在让大家共同行动起来。高级官员担心他们会失去影响，需要他们所在的部门设计杀戮方案，而中层官员可以通过去到处涌现的犹太人司工作来推进他们自己的事业。财政局制定被驱逐者财产清单，然后把它们交给税务局，劳动局收集工作手册，房产局处理空置房屋，而国家铁路部门修建通往集中营的铁路并运送囚徒。
实际上这些人中谁也没有杀人，也很少有过暴力历史。布朗宁（1978）说他们将“一种去个性化的行政操作模式”、“一个政府阶层的组织性成就”和“意识形态的灌输”结合在了一起。但是他们以前的右翼意识形态思想相对较容易地变成了一种国家主权论的纳粹主义，给予他们的追名逐利做法以一种原则性的色彩。官僚政治是远离了杀戮的文职部门领域进行种族灭绝的手段，而纳粹意识形态的响应给出了目的。继续向东，两者的结合显得更加地迫不及待。文职官员知道他们的249意识形态实际上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们的一味追逐名利也更加赤裸裸。被派往波兰和俄国工作的差使不受欢迎，并且人们经常是因为失业，甚至有犯罪活动才去的。穆夏尔（1999）认为这些官员贪污腐败，公开地显露种族主义倾向，试图通过谋杀的热情来救赎他们自己，恢复他们的事业前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