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移默化的力量
说到爱音乐，村上春树可说是极好的例子。
“书和音乐就是我人生的两个最大关键。”12即使从爵士咖啡馆老板转变成专职作家，村上春树从来没有离开过音乐，音乐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爵士、摇滚、古典他都爱，而在其笔下，无论是评论、散文或小说，音乐永远不曾缺席，更成为其文字的独特风景。
在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中，村上春树就以古典乐曲设计出一个极为动人的转折情节：要角之一的中田先生，因为幼年奇异的意外而丧失一切以前的记忆，从优等生变成学不会读书写字的文盲，却又逐渐获得和猫说话的能力以及难以解释的预知感应。受到某种召唤，中田先生决定离开自己的生活区域，从东京一路往西走。不识字的他生活上遇到许多困难，只能依靠善心路人而四处搭便车，最后遇到爱穿夏威夷衫，戴着中日龙队帽子的卡车司机星野先生。
两人素昧平生，青年星野却对中田有着自然的好感，因为这位欧吉桑的容貌和语气让他想起过世的祖父。相处一段时间之后，“青年反而开始对这位叫做中田先生的人本身开始怀有好奇心。中田先生的说话方式确实相当脱线，说话的内容更脱线。不过这脱线方式里头，有某种牵引人心的东西。”13
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星野放着工作不管，陪着这位脱线老人来到四国。一天他突然想喝咖啡，就近走入一家相当古雅的吃茶店。这店不但装潢有品位，座椅舒适柔软，还专门播放古典音乐。星野难得能充分放松自己：
他闭上眼睛，一面安静呼吸着，一面侧耳倾听弦音和钢琴的历史性缠绵。过去虽然几乎没有听过古典音乐，但不知道为什么那音乐却让他的心安定下来。让他内省，也许也可以这么说。
店主人播放的，是钢琴家鲁宾斯坦（Arthur Rubinstein，1887—1982）、小提琴家海飞兹（Jascha Heifetz，1901—1987）与大提琴家费尔曼（Emanuel Feuermann，1902—1942），号称“百万三重奏”所诠释的贝多芬《第七号钢琴三重奏》“大公”（Archduke）。
那音乐非常好听悦耳。星野一边欣赏，一边想着自己形同旷职的脱轨行为。虽然这几天的遭遇实在离奇，奇怪的是他也没有任何后悔。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种自己正在正确地方的真实感。自己到底是什么的这个问题，只要在中田先生身旁时，就会开始觉得那都无所谓了。拿来比较或许有点过分，不过我想那些成为释迦或耶稣弟子的人，可能也是这种情况吧。只要能跟释迦牟尼佛在一起，像我这样的人也会觉得很舒服啊，诸如此类的。
优美的三重奏，帮助星野思考自己。当他向店主告别时，又问了一次曲名。和蔼的店主说：
“是《大公》三重奏。这首曲子是贝多芬献给奥地利鲁道夫大公的。因此虽然不是正式的名字，但一般就称为《大公》三重奏。鲁道夫大公是皇帝利奥波德二世 （Leopold II）的儿子，换句话说是皇族。他具有音乐的天赋资质，从十六岁时开始拜贝多芬为师，学习钢琴与音乐理论，并深深尊敬贝多芬。鲁道夫大公虽然以钢琴家或作曲家来说都没有多大的成就，但在现实的生活中却对不擅长处世交际的贝多芬伸出援手，于公开场合或在私下暗中都提供作曲家不少援助。如果没有他的话，贝多芬可能要走过更苦难的路吧。”
隔天，星野继续到这家吃茶店，这次喇叭正播放法国名家富尼埃（Pierre Fournier，1906—1986）演奏的海顿《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青年还是被那音乐所迷。身体纾松，心思又随之解放。他思索生活的意义，想着为何自己逐渐变成一个空空洞洞的存在，愈活愈没价值。
“如果您有空，”星野请教店主人，“可以到这边来谈一谈吗？我想对这首曲子的作曲家海顿这个人多了解一点。”
“海顿在某种意义上是个谜样的人[……]他生长在封建时代，必须巧妙地为自我穿上服从的外衣，不得不笑盈盈聪明伶俐地活下去[……]不过只要能用心仔细注意听进去的话，应该可以听出其中现代化的自我觉醒怀着秘密的憧憬[……]例如请听听这和音。有吗？虽然安静，却充满了少年般柔软的好奇心，而且其中还有一种向内心探索而执拗的精神存在。”
村上春树这段动人情节，既谈乐曲也谈版本。两次造访，两首作品，音乐感动了星野，帮助他沉淀反思，又在他自我省察时发挥积极的鼓舞。“总之我就再尽量继续陪伴中田先生吧。工作的事管他的。”贝多芬和海顿改变了这位卡车司机，也就改变了中田先生的遭遇，以及主角田村卡夫卡的命运，最后更消灭了邪恶力量的化身。如果你听过《大公》三重奏第一章和海顿《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特别是“百万三重奏”和富尼埃的演奏，大概也不会怀疑那音乐的确优雅自然，温暖中又有激励人心的真实力量。借由文学，村上春树告诉我们，音乐多么美好，又可以有多么大的影响力。
此外我也相信，村上春树这段情节，意义绝对不止于此。星野和中田的关系，可以对比成鲁道夫大公和贝多芬，或许也是一般听众和古典音乐：我们可能对古典音乐先前并无任何认识，对作品的创作过程和作曲家的人生经历一无所知， 甚至觉得这种音乐就像中田先生一般脑筋短路，但只要能怀着自然的好感，就会逐渐被那乐曲吸引。或许古典音乐的表现方式和我们有点距离，可在那种方式里头，仍有“某种牵引人心的东西”，最后甚至能改变我们的人生。
每个人都可以听古典音乐？
但接下来的问题，或许也是不少人会怀疑的，就是真的任何人都会被古典音乐吸引吗？星野先生，一个“看起来睡眼惺忪的二十五岁左右的男人。头发扎个马尾，耳朵戴着耳环”，会一面抽烟一面看漫画，烟灰“毫不犹豫地抖落在吃剩的拉面里”，穿着大花夏威夷衫的卡车司机，真的会被贝多芬和海顿感动吗？更直接地说，古典音乐难道不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专属？即使《海边的卡夫卡》不是写实小说，星野先生却是写实角色。这段情节虽然动人，可是作为小说家，村上春树的桥段设计有说服力吗？读者真会相信，一个卡车司机在吃茶店听了海顿和贝多芬的作品而深受感动，进而改变了自己的决定，跟着说话莫名其妙的老人继续莫名其妙的旅程？
我不知道其他读者的答案，但我倒有亲身经验可说，那也是我人生中一段莫名其妙的旅程。
大学毕业后服役，我在某陆军炮兵营当后勤官。“平时不当参一四，战时不做参二三”，后勤官和小兵比，实在累多了。但若重新选择，我还是会去考预官。原因无他，我实在不能没有音乐。忙就忙吧，至少我得听到音乐，而且是自己可以选择的音乐。幕僚办公室里，好像也就我一人特别喜爱音乐，没人和我抢唱机，现在想想真是幸运。
“后官，这是什么音乐呀？”
我的服务单位在台东。来这里的，户籍多在花莲台东屏东高雄，原住民更是不少。那天一位原住民业务士来营办公室洽公，难得问我在播什么。
“这是普罗科菲耶夫（Sergei Prokofiev，1891—1953）《第三号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你喜欢吗？”
“很喜欢耶，这音乐好有趣喔！哈哈！”一边笑，他跟着摆出一些滑稽的埃及壁画姿势，大概觉得这曲子很有异国情调。
“啊，怎么没有了！”
“这只是一段小间奏，连接第二主题前后之间的插句。你听这第二主题，不是很优美吗？最后第一主题重现时，那也真够炫呢。”
我快转到乐曲结尾，心血来潮地解释这段钢琴技巧有多特别。只是这位弟兄虽然听得啧啧称奇，但很明显，他最喜欢的还是那段素材再也没出现过的小间奏。“为什么作曲家不继续写这个旋律呀？”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一转眼就是四年后，我在香港访问钢琴大师阿什肯纳齐（Vladimir Ashkenazy，1937—），“我想是因为第二主题太美了，普罗科菲耶夫想多铺陈一些，不让听众一下子全听完，所以设计了这个有趣的小桥段。虽然音乐上是停在这里等，却使后面的风景更显美丽。”
或许普罗科菲耶夫《第三号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那三十小节，也正是我的服役批注。我也常常想到那位已经不记得名姓的弟兄，以及他的可笑埃及壁画舞。前后何其多精彩旋律，他却最爱这段小插句，手舞足蹈得那么开心。在那三十小节里，没有“古典”也没有“现代”，所有标签都被拿下，只有一段让人打从内心喜爱的音乐。后来发现，他更喜欢同张 CD 的普罗科菲耶夫《第一号钢琴协奏曲》，高兴地问我唱片编号—那是基辛（Evgeny Kissin，1971—）担任独奏，阿巴多（Claudio Abbado，1933—2014）指挥柏林爱乐的版本。如果这位弟兄愿意继续听这类作品，不是肖邦也不是贝多芬，普罗科菲耶夫就是他的入门曲，人人都可欣赏古典音乐，根本没有“门槛”与“资格”的问题。
以前热衷于网络交友时，若是与网友相邀坦诚相见，最常听到的评语就是：“你真的长得很像医生耶。”模棱两可，神秘莫测，听了无不汗流浃背，仿佛有人要形容橘子的味道就说：“闻起来真的很像橘子唷。”
诗人鲸向海—好吧，这里不得不提他的另一个身份，精神科医师，曾在散文中讨论“听闻众女子论男医师长相”的复杂心情。男医师“应该”长得什么样子呢？他在文章里引了西西在《哀悼乳房》中的说法：“医师我也见过一些，有的像商贾，有的像屠夫。”看来西西的看病经验显然不妙。
只是商贾和屠夫，客观上又该长得什么样子呢？
无论医师长得如何，病患多得听话为宜。可是如果牵涉到选择与价值判断，那就是另一番讨论。毕竟“形象”产生“门槛”与“资格”，而这背后往往都是偏见。“古典音乐”和“古典音乐家”在某些人心里，就是要“优雅”，就是要“美丽漂亮”，就是要“矜贵有气质”—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请不要听巴赫，因为那音乐里更多是朴质坚毅；也请你不要听莫扎特，因为那旋律中更多是七情六欲；也请你不要听贝多芬，因为那声响里更多是挣扎内省；也请你不要听肖邦，因为那作品中常有国仇家恨……事实上如果你这样想，那最好什么都不要听，因为“古典音乐”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真正钻研艺术、潜心修习的“古典音乐家”也是活生生有个性的人，而不是放在墙上的剥皮标本。
来自南美的音乐奇迹
2012 年有则国际新闻令人印象深刻：南美大国秘鲁，在本国同胞，男高音巨星弗洛雷兹（Juan Diego Flórez，1973—）主持下，开始推行一项名为“秘鲁交响乐：音乐与社会包容” 的改造计划，把乐器带到贫民窟并兴建音乐训练中心。他们锁定处于危险边缘的青少年，初期造福二百名低收入家庭的孩童，希望音乐能为他们带来不一样的人生。
音乐真的能够改变社会？对吃不饱穿不暖的社会边缘人，居然还能奢谈艺术？难道他们不知道，该给的应该是面包与火腿，而不是长笛或小提琴？
但这个计划并非痴人说梦。秘鲁只是见贤思齐，奇迹早已发生在他们的邻国委内瑞拉，一个单纯理念改变一切的故事。
1975 年，身为钢琴演奏者和经济学者的阿布莱乌（Jose Antonio Abreu，1939—），面对自己贫穷落后的国家，相信若让困苦家庭的孩子也能接触音乐、学习乐器，就可以保护青少年不至于走向毒品、卖淫、黑社会。他认为音乐可以改变委内瑞拉，甚至可以改变世界。音乐教育不该是精英教育，重心也绝不该是培育什么世界级音乐家，而是让人熟悉音乐—因为认识音乐，其实就是认识自己。
阿布莱乌“每个城市都有交响乐团”的梦想，从最早在首都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排练，逐渐演变成与音乐结合的社会教育运动。起初五年，热情的志工老师不收分文，带着音乐走到穷乡僻壤甚至少年监狱，把乐器送到孩子手中，鼓励他们在练习中彼此聆听、相互激励。如今，委内瑞拉竟有一百二十五个青年交响乐团，青年音乐家超过二十五万。
这就是现在鼎鼎大名的“系统”教育计划15。不是电影情节，也非小说桥段，虽然委内瑞拉还是问题重重，但音乐真的让众多孩子免于死在街头或沦入火坑。这计划所推出的代表，由年龄从十四至二十五岁团员所组成的西蒙玻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Simon Bolivar Youth Orchestra），数年前就已红遍全球。他们的指挥杜达美尔（Gustavo Dudamel，1981—） 十岁加入乐团，天分早发，不但夺得马勒国际指挥大赛冠军，更自2009 年起担任洛杉矶爱乐音乐总监。杜达美尔和西蒙玻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在德国 DG 唱片公司发行多张录音，全球热卖。他们是欧美文化圈的热门议题，大家都想听这乐团的现场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