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音乐有什么好处？
我们该如何看这个委内瑞拉奇迹？解释之一是“破窗理论”：房子若有一扇窗户破了未修，其他窗户也将快速为人破坏。因为破窗暗示此屋无人关心，犯罪可以不受制裁。2004年起伦敦在六座位处偏远，治安不佳的地铁站播放古典乐，半年后追踪调查，发现其抢劫、破坏公物、攻击工作人员等罪案竟减少将近三成。我去过那些地铁站，发现即使是黑夜暗街，古典音乐仍如光亮清洁的壁纸，为破败角落带来文明与秩序的形象—哪怕那形象只是一个模糊影子，都能让环境变得大为不同，也足以令人规范自己。
但我相信真正的答案，其实不是音乐的形象，而是音乐本身。这些委内瑞拉孩子乐于学习，乐于演奏，在音乐中认识自己、彼此交流、互相上进。他们不是为了家长期许或个人虚荣才学习音乐，志向也不是成为国际明星。在他们的世界，音乐就是沟通语言，而非赚钱发财的工具，或权充上流社会的装点。委内瑞拉并没有深厚的古典音乐传统，莫扎特和贝多芬对当地街头青年也不会特别可亲。但西蒙玻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明确告诉世界，莫扎特和贝多芬虽然说的是德文，但那音乐里的话也是西班牙文，里面是十八、十九世纪维也纳人的感情，同时也是二十一世纪委内瑞拉的心声—音乐，是人类的共同语言。
以专业演奏水平来看，西蒙玻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顶多是杰出学生团，但他们所带来的真实感动与无限启示，却让欧美舆论动辄以“古典音乐的现代救星”称之，他们的故事也绝对值得我们省思。以台湾为例，不少人给古典音乐贴上“高级”和“高贵”的标签，觉得那是某一阶层或族群才能欣赏的艺术。这不是事实。我们有许多收藏丰富的音乐图书馆，以及时时介绍古典音乐的广播节目。我们的确有无良买办和愚蠢商家哄抬音乐会，以高额票价换取土豪式的自我感觉良好，但台湾更有踏踏实实的经纪公司与真心回馈的企业家。岛内乐团的票价都十分可亲，邀来顶尖客席名家献艺也是如此，可亲到最高票价还不到外国乐团来台的最低票价，许多演出更有一流水平。这才是台湾音乐环境的真实面貌。别让少数不肖业者与莫名偏见坏了你对古典音乐的印象，那对你和音乐都不值得。
所以，让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听古典音乐有什么好处？”
我的答案是：没有好处。
真的没有。听古典音乐，不能让你三酸甘油酯指数下降，也不能使你达到想要的体重。若说有什么必然或立即好处，实在是没有。
可是这些委内瑞拉孩子再一次告诉我们，古典音乐虽然“没用”，却也“无所不能”。它不只能改变个人，甚至还可改变社会国家。
前提是你得真心喜爱。
欣赏艺术，本身就是目的。无论可能的附加价值有多少，都不该喧宾夺主成为你接近艺术的理由。即使现实生活中没有《海边的卡夫卡》里的中田先生，我们却随时可能是星野。
没有某种音乐只适合某种人，也没有某种人只适合某种音乐。总会有乐曲能唤起自己少年般柔软的好奇心，即使我们对它之前并不熟悉。古典音乐可能带来欢乐，可能带来省思，让你开心跟着跳一段埃及壁画舞，或者让你发现纵使生活冷峻无情，经过重重磨折摧损之后，自己身体里仍然存在那向内心探索而执拗的精神。
第五章 简谈西方古典音乐史
讨论了什么是古典音乐，也思考过录音与现场的意义之后，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来谈在所谓的古典音乐范围内，我们通常听些什么，而这中间又有多少阶段及派别，传统与革新，延续和变化。
也就是说，我们得来讨论西方古典音乐史。
这话题好像有点严肃。不过在此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
这是普通的街景，却不是普通的写真。那是摄影术发明者之一的达盖尔（Louis Daquerre，1787—1851），在 1838 年所拍下的《巴黎寺院街》（Boulevard du Temple）。
说是“之一”，因为在他之前，已经有尼耶普斯（Nicéphore Niépce，1765—1833）发明了日光制版术（Heliography），在 1826年左右留下史上第一张可称作“照片”的作品。但那实在耗时费事，曝光时间长达八小时甚至数天。1829 年起达盖尔和尼耶普斯合作，即使后者过世仍不改其志，终于以涂了碘化银的铜板得到捕捉光影的秘技。《巴黎寺院街》，就属达盖尔最初的作品。
只是发明家自己也知道，虽然不用八小时，要让窗外街景显像，仍得在大晴天花上十多分钟。至于那些移动中的车水马龙，来往行人，全都不可能在他的照片中现身。影像出来后也的确如此。另一位发明家，电报和电码之父摩斯（Samuel Morse，1791—1872），就对达盖尔相片中空无一人的巴黎惊讶不已，直到他把眼光放到照片的左下角—
在那儿，居然有一个模糊却仍可辨认的人影！
他单脚踩凳，接受擦鞋的姿势，说明了为什么只有他的影像留了下来。十分钟，在那关键的十分钟，正因他站着什么也没做，于是成为史上第一个被摄影留下的人像。连擦鞋匠的身形都不复存，他却以被擦鞋的姿势进入永恒。
那人是谁呢？如果达盖尔提早发明照相术， 说不定他会是在寺院街行刺法王路易菲利浦却功败垂成的费许奇（Giuseppe Fieschi，1790—1836）？如果达盖尔晚点儿发明，或许那会是之后在四十二号住了十三年的大文豪福楼拜？
不，我们不知道。
作家李炜在他精彩的散文集《反调》中，讨论了哲学家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1942—）对这张照片的观点，当然也提了自己的看法。面对这样“碰巧的存留，以及完全不配的关注”，李炜说：
当天在巴黎寺院街上往来的过客，没有一个被记录下来。在达盖尔的照片里，所有这些人的付出，不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他人，最终都等于零 [……] 那个唯一能清晰辨认出来的人物—那个让自己进入这幅画面继而进入历史的人物，反而什么努力都没做。这一切凸显的，若不是历史对我们的冷漠讽刺，还是什么？
当然我们可以比李炜乐观。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事物值得我们骄傲，称颂人类文明曾经出现过的伟大与美好。可是若再仔细想想，这乐大概也没办法乐多久。有多少广陵散在光阴中灰飞烟灭？我们怎能确定，现在所尊崇的伟大与美好，其实不过是历史中幸运的次级品？更别提那掺杂了不少根本不够资格被尊崇的人名与作品，一如我们在博物馆所常见的：
在那些有温度和湿度控制的玻璃柜里，总有一些破烂的坛坛罐罐、零碎的珠宝、连用处都已看不出来的残缺工具在展示。老实说，这些东西都无趣到极点。但就因为它们运气好，恰巧存留了下来，就成为现代人们与已经消逝的世界和文明的唯一联结，因而变得无价，有资格摆在那里。
那么音乐，我们常听的乐曲，那些被称为“经典”的创作，究竟藏了多少“幸运物”呢？或者换个角度想，我们所重视的作曲家，是否真的值得大家的推崇？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是否也就真的该被埋藏于时光之中？老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3过世后不久就被大众淡忘，他的写作风格在其晚年就显得过时，名声还比不上他儿子。都说巴赫信教虔诚，可十九世纪的路德教派也不接受他的作品：对他们而言，巴赫太繁复太精彩，而教堂可不是音乐厅。根据记载，当时德国人最喜爱的作曲家中，巴赫排在第七。在他之前的，则包括哈塞（Johann Adolph Hasse，1699—1783）、亨德尔（George Frideric Handel，1685—1759）、泰勒曼（Georg Philipp Telemann，1681—1767）、格劳恩（Johann Gottlieb Graun，1703—1771）和斯托尔泽（Gottfried Heinrich Stölzel，1690—1749）等 。4好吧，我们认识亨德尔，对古典音乐比较了解的也会知道泰勒曼，他们也还算常出现在音乐会或唱片之中，但哈塞、格劳恩、斯托尔泽又是谁？这些除了学者专家才会知道的名字，为什么当年比巴赫还要受欢迎？
有没有可能我们今日所熟悉的古典音乐面貌，只是某种褊狭观点的产物，甚至不过是达盖尔的装置与涂料—那些真正卓越非凡的人物和作品，都像寺院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车；巴赫，还有许许多多我们所熟知的作曲家，不过是相片里等待擦鞋的男子？
天才与大师所建构的音乐史
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但问题本身或许比答案更重要：就算不必轻视目前所拥有珍视的一切，那个戴高帽、穿大衣的人影永远警惕我们，被遗忘的事物绝对更多。毕竟一般人所欣赏的艺术，是由天才与大师所建构出的世界。这意味他们的作品最为特殊秀异，而非该时代的常态。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宋朝诗词的一般样貌，绝对不会是苏东坡、李清照或辛弃疾，而是顶多能攀到周邦彦次级水平的字句。
然而这些天才与大师之中，有些又更为突出，作品不只登峰造极，其眼光与成就更远远超越了他们所处的时代。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些天才视为该时代的“代表”，一如我们推崇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但我们也该知道，他们其实不属于任何一个时代，而是“人类成就的代表”，尤其我们又往往挑选他们最精湛非凡的作品来欣赏。
比方说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
莫扎特当然是了不起的作曲家，但他究竟有多了不起？我常拿他的歌剧《唐乔万尼》（Don Giovanni，1787）和萨里耶利（Antonio Salieri，1750—1825）的歌剧《达那伊得斯姐妹》（Les Danaides， 1784）与雷伊查（Antonin Rejcha，1770—1836）的音乐戏剧作品《蕾诺儿》（Lenore，1806）相比举例。《达那伊得斯姐妹》改编自希腊神话，结尾达那伊得斯和女儿们被绑在血流成河、群鬼现身的地狱里受苦。此段先有雷电地震，后有狂风暴雨，可说极尽舞台效果之能事。萨里耶利的音乐委实不差，以长号塑造出的森严声响也很亮眼，不愧是当时颇受好评的杰作。即使那时他才三十四岁，我们也可预见这作曲家日后必是一号人物。
只是《达那伊得斯姐妹》终景虽然精彩，若和三年后《唐乔万尼》的登徒子主角下地狱一段相比，唉，才三十一岁的莫扎特，不只角色描绘生动鲜活，旋律动听扣人心弦，那充满惊人想象力的声音效果更是刺激过瘾。地狱场景居然能写得既优美又骇人，实在远胜《达那伊得斯姐妹》的成绩。
很明显，萨里耶利比不上莫扎特。如果你听他的器乐作品，那和莫扎特的落差还要更大。但他也绝对不算平庸。听听雷伊查的《蕾诺儿》吧！这是鬼新郎把凡间情人带往冥界的恐怖故事。可是如此惊悚题材，雷伊查居然可以写得非常平板无趣，连萨里耶利的成就都达不到，而这还是在《达那伊得斯姐妹》问世三十多年之后才写成的作品，作曲家那时也已经三十六岁！
但雷伊查的《蕾诺儿》真的很差吗？或许未必。当年这部作品仍然颇受好评，还得到贝多芬的推荐出版。只能说像雷伊查这样的作曲家，呈现的是那个时代的一般杰出面貌；萨里耶利是出类拔萃的名家，那个时代的典范；莫扎特，则是旷古绝今的天才，超越时代的大师。即使成果绝赞如《唐乔万尼》，那也只不过是他诸多伟大手笔之一罢了。
我们不是只有莫扎特这一位天才而已。音乐史出现了那么多非凡天才，作品多到一般人根本听不完，多到普通爱乐者不只没有兴趣听雷伊查，连萨里耶利都一起遗忘。但我们必须知道这些天才的特殊，也该偶尔欣赏那些“不那么出众”的作曲家，提醒自己那个时代的真正面貌，知道不该把天才的创造视为理所当然。而当你从“不那么出众”，或至少“不那么出名”的作曲家作品中，发现足以和天才与大师并驾齐驱的经典，甚至只是几个神来之笔的绝妙乐段，我相信，那绝对是最快乐的享受，也是属于你自己最珍贵的宝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