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安东尼娜·戈洛温娜8岁时，与母亲和两个弟弟一起，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父亲在俄罗斯北部的农庄集体化运动中，作为“富农”被捕，被送去劳改营3年，家里的财产、农具、牲畜都归了集体农庄。母亲仅得一小时时间来准备长途旅行的行装，戈洛温一家世代居住的房舍被拆，剩下的家人作鸟兽散。安东尼娜的哥哥姐姐、祖父母、叔叔姨妈以及表亲们，四下逃窜，试图躲过此劫。但到最后，多数仍然被抓，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被遣送去古拉格劳改营，其中多人从此销声匿迹。
安东尼娜先在“特殊定居地”待了3年。那是一个伐木营地，沿河设置了5座木结构营房，安置了1000名“富农”和他们的家人。第一个冬天，大雪压垮其中的两座营房，流亡者不得不在冻土上挖穴而居。大雪切断交通，没有粮食补给，人们只得依靠随身从家乡带来的干粮。多人死于饥饿、严寒、伤寒，尸体多得无法全部掩埋，只好冻成一垛，等到春天冰化，再投入河中。
1934年12月，安东尼娜和家人自流放地返回，与父亲重聚，迁入佩斯托沃镇的一个单间房，该镇聚居了大批前“富农”和他们的家人。她承受的创伤在心灵中留下深深的痕迹，其中最深的即是她的“富农”出身。在一个处处讲阶级成分的社会里，安东尼娜属于“阶级敌人”，不配获得高等教育及其他就业机会，在斯大林时代不时席卷全国的恐怖浪潮中，很容易遭到迫害和逮捕。这种自卑感积累形成了她所谓的“恐惧感”—“我们是富农，政府可以生杀予夺，没有任何权利，只能在默默无言中忍受”。她在学校里受到其他孩子的欺负，都不敢自卫。有一次，教师找安东尼娜的碴，在全班同学面前说她“那种人”就是“人民公敌，穷酸的富农！遭到驱逐也是罪有应得。我希望你们都在那里死绝”！安东尼娜深深感到不公和愤慨，真想呼喊出来，以示抗议，但更深沉的恐惧却逼迫她缄默不语。[1]
这种恐惧渗透于安东尼娜的一生，克服它的唯一方法是全身心地融入苏维埃社会。安东尼娜是一名聪明的女子，性格坚强。她下定决心克服自己出身的包袱，努力学习，冀望有一天能在社会中获得平等认可。尽管遭遇歧视，但她学习成绩优秀，信心益增，甚至加入了共青团。共青团领导看重她的主动积极和能力，对她的“富农”出身视而不见。到18岁时，安东尼娜作出一个关乎自己命运的大胆举措：她决定向组织隐瞒自己的出身—这带有极大的风险—甚至伪造有关文件，以便就读医学院。她在列宁格勒的生理研究所工作了40年，从没与朋友或同事谈及自己的家史。她现在声称，之所以成为共产党员（直到该党在1991年遭到取缔），不是因为相信它的意识形态，而是想转移他人的猜疑，以保护自己的家庭。她也许认为，入党将有助于自己的职业生涯。
安东尼娜对她的先后两任丈夫都隐瞒了自己的过去，而她与他们同居的时间都超过了20年。她与第一位丈夫格奥尔基·兹纳缅斯基是终生朋友，却很少谈及各自的家史。1987年，格奥尔基的姨妈来访时说漏了嘴，安东尼娜方才获悉，他的父亲原是遭布尔什维克处决的沙皇海军军官。这么多年来，安东尼娜竟茫然不知，这位与自己结婚的男人竟和自己一样，青少年时期也是在劳改营和“特殊定居地”度过的。
安东尼娜的第二任丈夫是爱沙尼亚人，名叫鲍里斯·约翰逊，也来自“人民公敌”家庭，其父亲和祖父1937年被捕，她也一无所知。她自己从不向他透露自身的经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其时，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政策，以及媒体对斯大林镇压的公开批评，他们受到鼓励，方才启齿。另外，安东尼娜和格奥尔基也借机袒露了互相隐瞒40多年的秘密，但仍担心共产党的反击，便商定不让当教师的女儿奥莉加知道。他们认为，如果斯大林主义者卷土重来，蒙在鼓里反而能给奥莉加提供某种保护。直到1990年代中期，安东尼娜才逐渐冲破恐惧，鼓起勇气，将自己的“富农”出身告诉女儿。
《耳语者》揭示了很多被刻意隐瞒的家史，像戈洛温娜家一样，第一次将斯大林暴政下普通苏维埃公民的内心世界公之于众。很多书籍描述了恐怖的外表—逮捕、审判、古拉格的奴役和屠杀—但《耳语者》首次详尽探讨了它对个人和家庭刻骨铭心的影响。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苏维埃人民如何过私人生活？他们真实的思想和感受是什么？绝大多数城市人口寄居在共用公寓，一家乃至多家合用狭小的住所，隔墙都能听到相互的交谈，究竟能有怎样的私人生活？当国家通过立法、监督、思想控制来横加干涉，几乎无远弗届，私人生活到底还有何意义？
像安东尼娜一样，数以百万计的人因亲属受到镇压而生活在不间断的恐惧之中。他们如何应付这种不安全？一方面，自然感受到苏维埃制度的不公和异化；另一方面，又要设法从中找到安身立命的定位。他们如何获得平衡？为了补救他们的“历史污点”，为了变成社会中的平等成员，他们又作出了何种调整？安东尼娜在反思自己经历时说，她从没真正相信党和它的意识形态，但作为苏维埃专业人士，仍为自己的身份感到骄傲。这意味着，作为一名医生，她接受了该制度的基本目标和原则。也许，她在过着双重生活：公共生活中，她遵循苏维埃的规范；私人生活中，她又受制于基督徒农民的价值观。体验这种双重生活的，有许多苏维埃人士。当然，另外还有不少“富农”孩子，更不用说还有贵族或资产阶级出身的孩子，与自己的过去彻底决裂，在思想和感情上全心全意投入苏维埃制度。
《耳语者》的主要舞台是家庭道德领域，探讨各式家庭如何应对苏维埃政权的压力。如果学校、共青团等机构向年轻一代灌输的苏维埃新道德和共同目标，与自己的价值观发生冲突，家长如何保存自己的传统和信念？又如何传给下一代？恐怖制度下的生活，对私人之间的亲密造成何种影响？当丈夫、妻子、父母突然变成“人民公敌”而被捕时，家人会作出何种反应？作为忠诚的苏维埃公民，他们如何处理胸中的郁结，是信任自己所爱的人呢，还是相信自己所害怕的政府？在斯大林统治下的道德真空中，情感还有多大能耐？生存的策略是什么？沉默，谎言，友谊，背叛，抑或塑造数百万人生的道义上的妥协和迁就？
没受斯大林恐怖影响的家庭甚少，按保守的估计，从斯大林接掌党权的1928年到这名独裁者去世的1953年，约有2500万人受到苏维埃政权的迫害。1953年终告结束的，如果不是他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所开发的制度，至少也是其本身的恐怖统治。这2500万人—遭行刑队处决的人、古拉格政治犯、流放至“特殊定居地”的“富农”、遭到强制奴役和驱逐的少数民族—约占了总人口的八分之一。1941年，苏维埃总人口估计是2亿，换言之，平均每1.5户家庭即有1人。这个数字并不包括死于饥荒或战争的。[2]除了死去或遭受奴役的数百万人，还有数千万斯大林统治下的受害者亲属，他们的人生遭受了惊心动魄的摧残，至今仍在吞食这苦涩的社会恶果。古拉格所造成的多年分离，使家庭难以重聚，使亲情和友情一去不复返，人们再也无法返回“正常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