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统治的持续恶果之一，就是造就了一个沉默而顺从的民族，像安东尼娜一样，学会了缄口不谈自己的过去—同样的，有人甚至欺瞒自己最私密的亲友。孩子受到教诲，千万小心，以免祸从口出，不要将家里事讲与外人，在外看到什么，也不要提供自己的判断或批评。“我们孩子必须学会听和讲的规矩。”一名成长于20世纪30年代的布尔什维克中层官员的女儿如此回忆：
如果偷听到大人的耳语，或是背着我们的悄悄话，我们都很清楚，绝不能转述给任何外人。甚至让大人知道我们已听到他们的悄悄话，都会有麻烦。有时，大人脱口说了什么，然后告诉我们“隔墙有耳”，或“小心你的舌头”，或其他表述，我们马上就懂，他们刚刚说的，本是我们不应听到的。[3]
另一名女子—其父亲被捕于1936年，记得：
我们从小就学会了闭嘴。“舌头会给你带来麻烦”—这是大人一直叮嘱我们孩子的，我们在生活中也一直害怕发表意见。妈妈常说，两人之中必有一名举报人。我们害怕邻居，特别是警察……即使在今天，我看到警察仍会怕得发抖。[4]
在一个被认为口太松就会被捕的社会中，家庭抱成一团以图生存。他们学会过双重生活，掩饰自己有悖于苏维埃规范的信息、意见、宗教信仰、家庭价值、传统和私人生活模式。他们设法避开危险的邻居耳目，有时甚至是自己的孩子，于是就学会了耳语。
俄罗斯语言中有两个词代表“耳语者”—第一是指怕人偷听而窃窃低语的人（shepchushchii），第二是指暗地里向当局汇报的举报人（sheptun）。个中的区别起源于斯大林年代，其时，整个苏维埃社会全由耳语者们组成，或是第一种，或是第二种。
《耳语者》并不讲述斯大林，但与他的政治直接相关，在每一页当中，可感受到他的存在。它讲的是，斯大林主义如何融入人们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本书并不试图解说恐怖的起源，或描述古拉格的兴衰；只想解释警察国家如何在苏维埃社会扎根，让数百万普通老百姓卷入这恐怖制度，或是沉默旁观者，或是合作参与者。如俄罗斯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夫特所叙述的，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既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领袖崇拜，而在于“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5]
历史学家在透析斯大林主义的内心世界这一课题上姗姗来迟，直到最近，大多数研究仍与公共领域有关，譬如政治、意识形态、“苏维埃群众”的集体经验。个人—如真有出现—主要是向当局提出申述的人士（已变成公众人士，不再是私下或家里的个人）。普通老百姓的私人领域，基本上是秘而不宣的，其主要原因是来源匮乏。在前苏维埃和党的档案中，大多数的个人收藏属于政治、科学、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收藏中的文件是主人精心挑选后捐赠给国家的，大多涉及这些人的公众生活。在为本书做调查的初期，我们曾浏览数千份个人收藏，但其中披露家庭或私人生活的，实在是寥若晨星。*
出版于苏联的回忆录，或在1991年前业已公开的苏维埃档案，一般并不披露作者的私人感受，但也有例外，特别是1985年之后在开放政策时期出版的文字。[6]发表在西方的回忆录，不管是来自苏联流亡知识分子，还是斯大林镇压的幸存者，都存有同样的缺陷。它们被广泛认作“沉默者”的“真实声音”，让我们了解普通公民是如何应对斯大林恐怖的。[7]在冷战高峰期的1980年代初，斯大林政权在西方的形象，主要以这些知识分子的幸存叙述为主，特别是叶夫根尼娅·金兹伯格和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她们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以证明个人精神是反抗苏维埃暴政的内在力量。[8]这种道德视野—在1991年的“民主”胜利中获得了兑现和象征—对苏维埃政权倒塌后的回忆录具有广泛的影响力。[9]它也深深打动了历史学家，使他们在1991年之后，比以前更倾向于强调人民对斯大林独裁的反抗。[10]对许多幸存者来说，尤其是矢志于自由和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这些回忆录确实揭示了真相。但是，它们无法为千百万普通老百姓代言。不少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并不同样心怀这种内心的自由或异议。恰恰相反，他们默默接受和内化了该制度的基本价值，尽可能顺从它的公共规则，甚至在犯罪过程中沦作为虎作伥的帮手。
出现在档案中的日记呈各种形式（作家日记、工作日记、文学年鉴、剪贴簿、每日纪事，等等），初看似乎很有价值。但相对来说，出自斯大林时代的日记，如果不愿作牵强附会的解释，其中袒露出作家真心感受和意见的，仅有极少一部分。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很少人甘冒书写私人日记的风险。一旦被捕—几乎可在任何时间，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最先没收的就是日记，如果含有可解释为“反苏维埃”的想法或情绪，便可成为罪证（作家米哈伊尔·普里谢维恩以细小潦草的字迹来记日记，即使用放大镜也难以辨认，为的就是预防被捕后自己思想的暴露）。就整体而言，在苏维埃时期出版的日记，其作者都小心翼翼，字斟句酌。[11] 1991年之后，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日记—包括苏维埃社会中下层人士的—或来自前苏维埃档案，或归功于人们的自发募集，例如莫斯科人民档案（TsDNA）。[12]但总的来说，斯大林时代的日记，其数量仍然太少（尚未公开的前克格勃档案中可能还有），无法就普通公民的内心世界得出结论。研究私人生活的历史学家还需要面对“苏维埃语”（Soviet-speak）的问题，很多日记千篇一律，所表达的思想都循规蹈矩。如果不知道写日记的动机（恐惧、信仰、风气），便很难解读这些日记。[13]
近几年来，部分历史学家将注意力投向“苏维埃主观性”（Soviet subjectivity），研读文学和私人的文本（主要是日记），强调正统意识形态对公民内心世界的主宰程度。[14]他们认为，要偏离苏维埃政治的公共话语，仅作自身的思考和感受，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如果产生了非分的想法或情绪，很可能被当做“自身危机”，而接受自觉自愿的剔除。[15]苏维埃的价值和理念已渗透人的内心，这的确是《耳语者》中众多研究对象的特征。其中仅有极少数人，以自我改进的方式来认同斯大林制度，成为这些历史学家所谓的“苏维埃主观性”的代表。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人们意识中的旧价值和旧信仰，或被中止，或受压抑，被本书反映出的苏维埃心态所取代。人们接受这种心态，并不是出于“成为苏维埃人”的渴望，而是出于羞耻和恐惧。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安东尼娜决心努力攻读，成为社会中的平等人—以此来克服自己作为“富农”子女的自卑感（即她所经历的“恐惧感”）。对大多数人来说，包括许多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融入苏维埃制度是生存的出路，也是掩埋疑虑和恐惧的必要途径。如果大声说出，生活便会变得难以为继；相信和参与苏维埃的活动，使他们的痛苦获得意义；如果没有崇高的目标，他们可能会走投无路，陷入绝望。在此借用另一位“富农”孩子的话—“相信斯大林的正义……使我们更容易接受处罚，并带走我们的恐惧”。[16]他本人作为“人民公敌”被流放多年，然而，终其一生却是一名心悦诚服的斯大林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