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里的电视机从来都不关，每小时都要看整点新闻播报。那时候我刚刚生了儿子，每次抱着他到院子里，也一定要带个收音机。居民们连外出遛狗时也要带着收音机。现在我总是要拿儿子开玩笑：你和我们在一起，生来就是政治家。可是他对此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整天就是听音乐，学习外语，想去看外面的世界，过另一种生活。我们的下一代完全都不像我们，他们到底像什么人啊？只有同一时代的人，彼此才是相像的。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这种样子的：哇噢！索布恰克登台演讲了，于是所有人都放下手中的事情奔到电视机前。我喜欢索布恰克那身漂亮西装，看上去像是灯芯绒的，还喜欢他用欧洲的系法扎领带。萨哈罗夫登上讲台了。就是说社会主义也有可能“人性化”？是这样说的……对于我来说，人性的社会主义，就是利哈乔夫院士的面孔，而不是雅鲁泽尔斯基大将的样子。而在我说到戈尔巴乔夫时，我的丈夫必须补充一句“戈尔巴乔夫……还有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那时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总书记的妻子，从来没有为她不好意思。秀美的身材，漂亮的服装，他们夫妇相亲相爱。有人给我们带来一本波兰杂志，上面写道：“赖莎，是一种范儿！”我们为此多么骄傲啊！人们没完没了地参加集会，街道都被传单覆盖了。一个集会结束了，另一个又开始了。人们都像赶场一样奔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要去得到某种启示。这正是正确的人寻找正确的答案的时刻。前方还有未知的生活在等待我们，它吸引了所有人，就好像我们已经到了自由天国的大门口。
但是生活却变得越来越糟糕。很快，除了书籍，什么都买不到了。货柜上只剩下书籍了……
叶莲娜·尤里耶夫娜：
1991年8月19日，我照例来到区党委。在走廊里我就听到各个楼层所有办公室的收音机都开着。女秘书告诉我，“一号”（第一书记）让我去他那儿一下。我过去了。“一号”的办公室开着电视机，音量很高，他一脸愁容，坐在收音机旁边，一会儿调到“自由电台”，一会儿调到“德国之声”和BBC，有啥听啥。桌上放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名单。他对我说：“只有瓦连尼科夫让我尊敬，毕竟是将军，在阿富汗打过仗。”这时，第二书记和组织部长陆续进来了，我们开始谈话。“太恐怖了！会流血的。血流成河。”“不会所有人流血，但必须有人流血。”“早就该挽救苏联了。”“会堆尸如山啊。”“瞧吧，老戈玩砸了，终于有正常人出来了，将军登场掌权了。胡闹该结束了。”最后“一号”发话了，决定不开每天上午例行的工作会议，有什么可报告的？任何指令都无法执行了。当着我们的面，他又打电话给警察局问：“你们有什么消息吗？”“什么消息都没有。”大家接着谈戈尔巴乔夫，他到底是真的病了，还是被逮捕了？结果呢，大家越来越倾向于第三种可能——戈尔巴乔夫和家人一起溜到美国去了，不然还有哪里可去啊？
我们就这样整天坐在电视机和电话旁边，心惶惶然：上面到底谁在掌握权力呢？大家都在焦急等待。实话告诉您，那时候我们只有等待。一切都有些像赫鲁晓夫被推翻时那样。又开始了往事的回忆……当然现在的谈话有了新主题——自由。自由是什么？自由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就像猴子想戴眼镜一样，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处都是小商小贩，但是他们不需要精神啊。我记得前几天遇到以前给我开车的司机，这可是一个精彩的故事……那个小伙子退役后直接就到我们区委了。当司机关系广路子多，他开心死了。但改革开始后，允许搞公司了，他就从机关离开去做生意。这样一来，我简直认不出他了：他剃一个光头，穿皮夹克和成套的运动服。我明白那是他们这种人的标准服饰。他吹牛说他一天赚的钱超过区委第一书记一个月的工资。他做的是稳赚不赔的生意——牛仔裤。他和别人合伙租用了一家普通洗衣店，在那里仿制名牌瓦伦基石磨牛仔裤。工艺很简单（真是穷极智生）：把普通廉价牛仔裤扔进氯漂白剂溶液中，里面加上碎砖头，煮上几小时，在裤子上加上条纹、污渍、图案，就成了抽象艺术。烘干后再贴上“西部牛仔”的标签就成了。我忽然间产生一个念头：如果一切都不变的话，这些个牛仔裤的“倒爷”很快就会来管理我们的，他们可是新经济政策的产物啊！会由他们来提供所有人的吃穿用，不管这有多么可笑。工厂建在地下室里，产品就这样出货了！现在这个小伙子已经是百万富翁或者亿万富翁了（对我来说一百万和十个亿是一样的），还是国家杜马议员，在加那利群岛有一幢楼，在伦敦也有一幢楼。沙皇时代，在伦敦居住的是赫尔岑和奥加辽夫，现在变成了这些人，我们的“新俄罗斯人”……牛仔裤、家具和巧克力大王，还有石油大亨。
晚上九点，“一号”再次召集大家到他办公室开会。地区克格勃局长报告形势，他谈到人们的情绪。按照他的话说，人民是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没有表现出愤怒，所有人都讨厌戈尔巴乔夫。除了盐巴，市面上什么都要凭票购买，伏特加根本买不到。克格勃人员在整个城市奔走，到处记录人们的对话。人们一边排着队抢购，一边还在争吵：“政变了！国家会怎么样啊？”“你家里还能翻出什么东西？只有一张空床了吧。还有伏特加。”“自由就是这样结束了。”“啊哈！自由就像香肠一样被切掉了。”“有谁还想嚼口香糖，还想抽万宝路香烟啊。”“早就应该这样啦！国家濒临崩溃！”“戈尔巴乔夫是犹大！他想把祖国拿去换美元。”“看来要流血了。”“我们不可能不流血……”“为了拯救国家，拯救党，我们需要牛仔裤、漂亮的女内衣和香肠，而不是坦克。”“想要过好日子？去你的吧！别想了！”（沉默）
一句话，人民在等待，等着看我们怎么做。党委图书室的侦探小说到晚上全都没有了，全都被拿走了。（笑）我们这些人本来是应该读列宁著作而不是侦探小说的。列宁和马克思的书，就是我们的圣经。
我还记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记者发布会，亚纳耶夫的手一直在颤抖。他还在那儿为自己辩护：“戈尔巴乔夫值得尊敬……他是我的朋友……”他的眼睛都不敢跟人对视……看到他胆怯的眼神，我的心一下就沉下去了。这不是能够成事的人，不是可以期待的人。他们是侏儒，是平庸的党务官僚……靠他们哪儿能拯救国家！哪儿能拯救共产主义！他们谁都救不了……从电视屏幕上看，莫斯科的街道上已经是人山人海，人的海洋！在火车总站和城外的火车站，人民都在涌向莫斯科。叶利钦站到了坦克上，向人们分发传单。“叶利钦！叶利钦！”人群像唱圣歌一样齐声高喊：“胜利了！”（她神经质地摩搓着台布的边缘）
这桌布就是中国产的，整个世界充满了中国商品。中国就是成功处理紧急状态的国家……我们现在在哪儿？已经成了第三世界国家。那些曾经大喊 “叶利钦！叶利钦！”的人现在都去哪儿了？他们以为我们将要生活在和美国德国一样的国家，其实是生活在哥伦比亚了。我们输了，输掉了国家……当时我们有一千五百万共产党员啊！党是能够做到的，但是人们背叛了它……一千五百万党员当中居然找不出一个领袖，一个都找不出来。而对方就有领导人，就是叶利钦！我们都输光了！至少有一半的国民希望我们能胜利吧。现在这个国家没有了，已经成了另一个国家。
那些自称共产党员的，突然宣称他们从小就仇恨共产主义。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党证。一些人是默默地把党证交上来，还有一些人是砸着门进来的。也有人是夜晚悄悄溜进区党委大楼，像小偷一样。请来诚实地同共产主义告别吧，不要那样偷偷摸摸。早上看门人打扫院子时，收集到很多党证和共青团员证，用很大的玻璃纸袋装着交给了我们。该怎么处理呢？送到哪儿去？没有任何上级指示，上面没有信号，死一样的沉寂。（她陷入沉思）这就是那个时代，人们开始改变一切，绝对是一切，改得干净彻底。一些人离开了，改变了他们的国籍；另一些人改变了信念和原则；第三种人改变了家里的东西，改变了东西的质量，把旧苏联的产品扔掉，所有都买进口货。“倒爷”啥都能整来：水壶、电话、家具、冰箱，从不知道什么地方弄来的散装零部件自己组装。“我有博世洗衣机。”“我买了西门子电视机。”人人谈论的都是松下、索尼、飞利浦……我遇到一个女邻居，她为有了一个德国咖啡机而开心，又有些不好意思：“我太幸福了！”可是不久前，就在不久前，她还彻夜排队购买阿赫玛托娃的诗集呢，现在却为一个咖啡机而疯狂，为了一些破东西而开心……他们与党证分手，就好像和什么废品告别似的。虽然很难相信，但是几天之内真的一切都变了。就像你在回忆录中读到的，沙皇俄国只有三天就消失了，苏联的共产主义也是一样，都是几天而已。人们在头脑中还不能接受，真的，仍然有人把自己的小红本党证藏起来，用各种形式保存着。不久前，在一个朋友家里，他们从墙壁的夹层中找出列宁半身像给我看。他们都在保留着，以为说不定突然间又可以拿出来了。共产党一旦回来了，他们就会第一批戴上红色领结。（沉默）我的书桌上放着几百份退党声明，很快就当成垃圾运走了，在垃圾堆中腐烂。（她在桌上的文件夹中寻找什么东西）我保存了一两页纸……终有一天人们会找我，要我把它们送交博物馆。他们会来的……（她读起来）
“我是个忠诚的共青团员，又怀着真诚的心入了党。现在我想说，党对我再也没有任何权威了……”
“……时代把我引入歧途，我曾相信伟大的十月革命。但是在我读了索尔仁尼琴之后，才明白‘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很血腥的。这是个骗局……”
“……是恐惧促使我入党……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枪杀了我爷爷，斯大林的共产党员在莫尔多瓦的集中营毁灭了我的父母……”
“我以自己的名义和我死去的丈夫的名义，宣布退出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