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共产党员和保尔·柯察金很少有共同点，与挎着皮包、带着左轮手枪的第一代布尔什维克也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我们从他们那里继承下来的只有一些军事术语：“党的战士”“劳动前线”和“丰收会战”。我们早已感觉不到自己是党的战士了，只是党的服务员和职员。留存下来的只剩下“光明未来”的礼仪：列宁画像挂在大礼堂，红旗放在角落里，只有典礼和形式。已经不需要战士，需要的只是表演者：“来吧，干吧！”而不是像从前那样：“把党证放在桌子上。”上级下令，立即执行，随时报告。党已经不再是军事指挥部，而是一部机器，官僚机器。我党很少招募人文科学家，从列宁时代起党就不完全相信他们。关于知识阶层列宁曾经这样写道：“他们不是大脑，而是国家的糟粕。”所以像我这样学习文学的干部是很少的。干部都是从工程师、畜牧师中培养出来——从制造机器、生产肉类和谷物的专家中提拔起来的，而不是从人文学者中提拔。集体农庄大学是干部的熔炉。需要的就是工农子弟。干部要来自于人民，这项政策已经贯彻到可笑的程度：可以征召一个兽医做党务工作，一个全科医师却不行，绝对不行。我也从来没有见到过抒情诗人和物理学家担任党的干部。怪吧？党的内部从属关系，就像军队一样，提升很慢，得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向上爬：先是区委的文员，然后是科室主任、指导员、第三书记、第二书记……我在十年时间里走过了所有阶梯。现在呢，初级科研员或者实验室主任就可以执掌国家，集体农庄主席或者电工直接可以成为总统。从集体农庄一步就升到国家级别！这种情况只有在革命中才会发生（这个问题好像是针对我，又像是针对她自己）。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定义1991年的事情。
那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甚至没有人尝试解释一下，我们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除了香肠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思想？我们在建设什么？我们向前进，走向资本主义的胜利？是这样的吗？我们骂资本主义骂了一个世纪：怪物、魔鬼……现在我们又因为要与他们一样而感到骄傲了。如果我们和所有人都一样了，又有谁对我们有兴趣？替天行道的民族，全体人类的希望……（讽刺）所有人对资本主义的感觉就像不久前对共产主义的感觉那么美好。都在做梦啊！他们审判马克思，谴责理想……理想成了杀手！但我认为应该加罪于那些执行者。我们实行的是斯大林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现在我们则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既不是东方模式，也不是西方模式；既不是帝国，也不是共和国。东闯西撞，就像是……我还是闭上嘴吧。斯大林！斯大林！大家都要埋葬他，埋葬他……可是根本就不可能真正埋葬他。不知道在莫斯科怎么样，反正在我们这里斯大林肖像都放在汽车挡风玻璃上，挂在公共汽车上。拖车司机们尤其喜欢他，穿着大元帅礼服的斯大林。人民！人民！人民是什么啊？人民就这样说自己：大棒和偶像都是自己造出来的，就好像木刻一样，想要什么，就能做出什么。我们的生活就是在劳改营和暴乱之间摇摆，现在这个钟摆正好悬在中间，全国一半人都期待出来一个新的斯大林。只有他来到，才能带来秩序。（再次停顿）在我们区委，当然也有很多人议论斯大林。党的神话代代相传。大家都喜欢谈论以前是如何在大老板管制下生活的。斯大林时代的规矩是这样的：要是中央部长级干部喝茶配三明治的话，一般干部就只有喝茶，但是副部长这个级别的呢？喝茶的时候也没有配三明治，不过可以配有一块白色餐巾。他们已经够显赫了，都爬到奥林匹斯诸神和英雄的地位了，也还要争先恐后地挤位置……这种状况不论是在恺撒大帝还是彼得大帝时代都是一样的，而且将永远如此。你们欣赏那些个民主派，可是他们抓住权力后也是马上就利用起来，干什么呢？也是要为自己多吃多占，找一个聚宝盆。没有一次革命能消除这种非法谋私。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叶利钦曾经与特权斗争，自称民主斗士，可是现在呢，当人们奉承他是鲍里斯沙皇时，他不是很喜欢吗？他成了民主教父……
伊凡·蒲宁的《该诅咒的日子》我读了好几遍（她从书架上拿下这本书，找到书签读起来）：“我记得，就在《敖德萨新闻》所在的那幢楼门外，曾经有一个老年的工人，那是布尔什维克当权的第一天。突然从大门里跳出一帮男孩子，带着一包包刚刚印出来的‘号外’大声叫卖：‘敖德萨的资产者捐出500万！’那位老工人气喘吁吁，好像被愤怒和幸灾乐祸呛得说不出话来：‘太少了！太少了！’”您不觉得这话听起来很熟悉吗？我觉得……是的，似曾相识。在戈尔巴乔夫年代，第一波造反开始的时候，人民聚集到广场上要求面包、要求自由、要求伏特加和烟草，真可怕啊！很多党员干部发了中风和心肌梗死。就像党教导我们的那样，“在敌人环伺下”，“在陷入围困的要塞中”。我们一直为迎接世界大战做准备，更担忧核战争，却没有料到内部的崩溃。没有预料到，从来没有……我们已经习惯五月和十月的队伍和标语：“列宁事业永存！”“党，我们的舵手。”而现在的人们并不是有组织的队伍，而是自发的势力。他们不是苏联人民，而是另一种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人。标语也完全不同：“把共产党员送上法庭审判！”“打烂共产主义害人虫！”让人立刻想起新切尔卡斯克。当时的消息是被封锁了，但是我们都听说了，就像赫鲁晓夫时代饥饿工人走上街头一样，当时对他们开了枪……那些活下来的人都被送到了各个劳改营，至今他们家人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而现在……现在是改革了，不可能开枪，也不能镇压，必须对话。但是我们当中谁能够走到人群中去演讲？对话开始，苦口婆心地劝说……但我们只是机关工作人员，并不是演说家。我也在课堂上痛斥过资本家，捍卫美国黑人。我的办公室里摆着五十五卷的《列宁全集》，但有谁真正读过吗？在大学里都是考试之前浏览一遍而已：“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啦，“所有的神像崇拜都是恋尸癖”啦。
恐慌变成了恐怖。普通干部、指导员、区委和州委书记们——我们都不敢走到工厂面对工人，走到校舍面对学生。连电话铃声都让我们害怕。如果他们突然又问到萨哈罗夫或者布科夫斯基，我们该怎么回答？他们到底还是不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了？如何评价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和沙特罗夫的短剧集？上面没有任何指令下来。早先上级对你说：你完成了任务，在生活中贯彻了党的路线。可是现在呢，教师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年轻导演在工厂俱乐部排练被禁的话剧。上帝啊！在一个纸板工厂，工人们用手推车把厂长推到了大门外。他们愤怒地咆哮，砸碎玻璃。晚上又有人把铁索绕上列宁纪念碑，拉倒了它。人群向列宁做出轻蔑的手势。党组织消失了……我还记得失魂落魄的党员们，拉下窗帘坐在办公室里。在区委大楼入口处，白天黑夜都有全副武装的民警值班。我们害怕人民，人民起初也习惯性地害怕我们。后来他们不再害怕了……数千人聚集在广场上，我还记得他们的标语：“来个1917吧！革命吧！”我都惊呆了。专业技校的学生怎么也和他们站在一起了，年轻的孩子们，还是一群小公鸡啊！有一次，一群人民代表到区委来了：“给我们看看你们的特供店！你们那儿应有尽有，我们的孩子却饿得晕倒在课堂上。”他们在我们的餐厅没有发现貂皮和黑鱼子酱，但还是不相信：“你们在欺骗老实的人民。” 一切都动摇了，被撼动了。戈尔巴乔夫很软弱，摇摆不定。他应该是想捍卫社会主义的，但是又想搞点儿资本主义……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在欧洲受赞扬，在美国受欢迎。在欧美那边，人们对他拍手称好：“戈尔比！戈尔比！戈尔比真是棒！”……他只是空谈改革……（沉默）
社会主义就在我们眼前死亡了。这些铁血小青年冲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