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年前发生的事，海湾战争期间世人对德国人的不信任感格外强烈。眼看两德合并，邻国心里忐忑不安。这很好理解；它们曾经沦陷，很清楚德国人能做出什么事来。但同时显露出来的还有恩岑斯贝格尔这代人，或至少是反纳粹团体成员对德国人的不信任。君特·格拉斯反对统一的理由是一个统一的德国制造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他在使用“奥斯维辛”一词时，几乎带有宗教意味，好像这是个护身符，拿在手里摇来晃去，如同一只凶煞之眼，可以起到辟邪的作用。“奥斯维辛”长久以来一直是对抗潜在连续性的主要驱邪物。
换个不那么抽象笼统和老生常谈的说法，西德人不信任东德人—东德军人行进时依然踢正步，他们的小布尔乔亚做派很有三十年代的遗风；东德政府体制虽然建立在反法西斯基础之上，却残留了许多纳粹时期的余毒，令人担心；简言之，东德人生活在“亚洲”。以色列人迈克尔将“西佬”（Wessies）与“东佬”（Ossies）的相遇比作是展示道林·格雷（Dorian Gray）的画像，西德人看到的是自己的形象，对此并不高兴。
一位知名的西德作家在我提到东德人时翻了翻白眼，说他厌倦了历史的重蹈覆辙。“净化，再教育，这些我都见识过。我不喜欢那些东德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一清二楚，我不想跟他们扯上关系。”听到这话我很惊讶，后来将其转述给文学批评家罗兰·维根斯坦（Roland Wiegenstein）。他的寓所在柏林，十分宽敞，里面摆放着钢结构的黑色皮质家具，墙上挂着大幅抽象画。
维根斯坦穿着入时考究。他的品位有很显著的战后（après guerre）风格。“我很清楚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道，“我比他大不了几岁。联邦德国变身文明人的速度之快，真乃奇迹。我们现在算是西方世界的一分子了，吸收了民主体制，但原民主德国的人依然困在前现代时期。他们是丑陋的德国人，和战后的西德人像得很，我是和这批人一起长大的。他们现在都还不算是文明人。”
丑陋的东佬们穿着剪裁蹩脚的西服，牛仔裤洗得发白，脚蹬塑料鞋。对他们文化的鄙视不仅仅是势利眼在作祟。其中的潜台词是，西德人自己也险些变成踢正步的纳粹地下支持者，好在他们脱胎换骨，算是成了现代欧洲人。就在德国统一前不久，“六八一代”的小说家帕特里克·聚斯金德（Patrick Süskind）著文道，在他看来（潜台词是对其朋友和西德同胞亦是如此），托斯卡纳都比德累斯顿要近。
猜忌心是德国政治语言的一部分。诺伯特·冈泽尔（Norbert Gansel）是德国联邦议会议员兼外交问题专家。海湾战争期间，他正好年满五十，和维根斯坦一样，他的穿着也很时髦，上身是一件紫红色的西装。他给我和自己各倒了一杯日本清酒。“口感跟石油一样滑爽。”他评价道。我猜这句话里有讽刺之意。他讲话很小心：“我个人信奉的政治哲学，也许连我的政治抱负，都和不信任感有关。我不信任我代表的选民，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把希特勒推上台，纵容他迫害犹太人。”他的写字台上方挂着一幅德国北方港市基尔（Kiel）的照片，那是冈泽尔出生的地方。图片展现的是1945年满目疮痍的基尔。看到我盯着这幅图，他说道：“不管谁挨炸，保管都能得到我们同情。”
冈泽尔在研究纳粹历史上花了不少时间，他大学论文写的就是党卫队。1970年代时，他曾尝试推翻纳粹法庭作出的判决，但直到1980年代后期才取得成功。其中一大障碍是纳粹的司法系统从来没得到过清算。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延续性才宣告终结。冈泽尔告诉我，五六十年代司法失灵的情况再也不可能出现了，新一代政治青年业已成熟。行凶者（Täter）的子孙在质疑过去时已经不像“六八一代”那样自以为是了。德国人变现实了，冈泽尔说，比日本人现实得多。海湾战争的爆发就像冲了个凉，精神为之一振。
很难说到底哪一点更让人振奋：海湾战争还是东佬们的到来。二者几乎同时发生，这点则平添了几分压力。德国社民党素有一种民族主义式中立（nationalist neutralism）的传统，不少左派政治家认为与西方国家结盟阻碍了德国统一。1950年代，社民党在这方面的民族主义色彩比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还要浓厚。多年来，左派一直抨击阿登纳治下的德国继承了纳粹遗产，还对美国卑躬屈膝。但如今德国统一了，“奥斯维辛”的幽灵又回来了，外加一群思想狭隘的“东佬”的涌入，阿登纳当年的看法算是得到了证实。德国需要西方，西方也需要德国，只是其需要的方式让德国人尤其是社民党人感到深深的不安。
将德国推入西方盟友的怀抱之中，譬如北约和欧共体，意味着埋葬对德国人的猜忌心，起码人们是这么希望的。成为欧洲人的德国人会感到更加正常，为西方所接纳，也更像文明人。德国，这个古老的“中央之国”，位于中欧的庞然大物，曾对其身份定位忧心忡忡，又为历史包袱所累，如今摇身一变成了西方国家。这种美好的状态在一年里却两次遭到挑战：先是两德合并，接着是海湾战争。不出意料，结果有几种。一种是对民智未开、非西方的“东佬”本能的排斥，另一种是在要不要同西方盟友一起出兵一事上瞻前顾后，踌躇不前。
在波恩的最后一个晚上，雪依旧下个不停。我约了位年轻的政治学者共进晚餐，晚餐是土豆饺、香肠配啤酒。说他年轻，其实也还好，只是不属于“六八一代”。此君并非和平主义者，对德国政府在支持西方同盟一事上的优柔寡断颇有微词。他似乎并未受到对本国文化猜疑心的掣肘，热情地给我介绍本地菜肴和一两家酒吧点唱机里播放的音乐，音乐欢快得有些瘮人—海湾战争铺天盖地的世界在此恍如隔世。他告诉我，德国军队现在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军队了，所有人都必须服役。这也正是讨论良知和道德如此重要的原因，所有人都有这方面的顾虑。另外，由于德国宪法规定国家安全和盟友的安全是绑在一起的，军事冒险几乎断无可能。“你看，”他说道，“我们德国人真的不想再自行其是了。”
天色不早了，我俩结伴走回我下榻的酒店。酒店年代久远，过去曾有许多显赫的客人入住，但在前台发放的历史简介里，1930年代和1940年代早期这段历史不知为何被跳过了。一路上，我们走过拿着和平旗的贝多芬雕像，走过“警示柱”旁举行烛光祷告的反战青年，走过写着“莫用鲜血换石油”和“德国的钱和毒气正被用来屠杀世界各国人民”的标语。我向他透露自己计划写一本探讨德国和日本战争记忆的书。他的反应似有几分愕然，甚至说得上是震惊，但嘴上并无表示。过了不久，我俩道别后，他突然转身跟我说：“拜托，请别夸大我们和日本人的共同点，我们很不一样。我们德国人可不会为了把公司做大做强就睡在公司。我们只是人，普通人罢了。”他没有说西方人，但也许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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