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敌人们
在我的孩提时代，关于谁是我们的敌人这点从来就不是问题。苏联当然是一个，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荷兰小学童眼里，苏联太过遥远。不对，敌人是德国鬼子。在我度过童年的海牙，德国人是漫画书里的魑魅魍魉。我这里说的德国人，不是纳粹，就是德国人。1940—1945年间德国占领荷兰，由之而生的恨意属于民族仇恨，而非政治敌对。德国人侵占了我们的国家，他们强迫我父亲在他们的工厂里劳动。他们沿着荷兰海岸线留下了一连串低矮的碉堡，活像一只只巨型石头蛤蟆，黑乎乎、湿漉漉的，还散发着阵阵尿臊味。它们是不久前一段沦陷史的遗迹。大人不许我们走近这些地堡，有传言说，曾有不听话的小孩儿进去了，结果被生锈的德国手榴弹炸得血肉横飞。
老师给我们讲德国人怎么怎么坏，他们自己又多么英勇。似乎老一辈人人都在抵抗组织里干过。确切地讲，大街转角处那个卖肉的要除外，因为他过去是“通敌荷奸”。没人去他那儿买肉。另外还要算上摆烟摊的女人，她曾有个德国相好，大家也不去她那儿买烟。
每年5月4日下午，同学们会齐聚大礼堂，听校长训话，纪念战争死难者。5月4日是追思日，隔天就是光复日。5月4日晚上，一支队列会迈着缓慢的步伐，穿过海边的沙丘，去往当年的德国刑场。我在黑白电视机上看到过这一幕。唯一能听到的声音是人们沙沙的脚步声、远处教堂钟声和风掠过话筒的响声。5月4日这天，年轻人还会敲碎德国车的车窗，或者隔着老远辱骂德国游客。
校长平时是个风趣的人，但在5月4日这天会变得多愁善感。他身披长长的皮大衣，总是走在通过沙丘的队列之首，脸上的表情出奇坚毅，似乎再度与敌人狭路相逢。一次，我在画纳粹党徽“卐”时被他逮了个正着，他语重心长地教育我，可不能再画这玩意了，这是邪恶的象征，人们看到后依然会心情沉重。我当然是我行我素地接着画，不过是偷偷摸摸的，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心里却又无比兴奋，觉得自己打破了成人世界某条神秘禁忌。
漫画书里的德国人（还有其他德国人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体态肥胖，头脑迟钝，滑稽可笑，加特·弗罗比在好莱坞电影里将这一角色演绎得惟妙惟肖；另一类是瘦长个儿，老奸巨猾，戴着单片眼镜，刑讯时总会操一口德国腔“我们有办法让你开口”，比如《卡萨布兰卡》里的康拉德·维特（Conrad Veidt）。敌人既让人生畏，又十分可笑。对很多人来讲，加特·弗罗比的电影和模仿希特勒的段子让德语本身沦为笑柄，结果是我们都不肯好好学。德语老师不甘示弱，说这是歌德和里尔克的母语，想借此唤起我们的学习热情，但弗罗比和希特勒彻底毁了这门语言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
长大成人后，我们听到了更多的故事。在本地流传的有关德国情人和通敌分子的段子让位给了更宏大的叙事，比如集中营和屠杀犹太人，在此过程中，我们的历史观得以形成。我母亲幸亏出生在英国，才免于遣送出境，否则难逃一死。我们从漫画书中接受的偏见已然转化为一种道德义愤。这在一定程度上让生活变轻松了。知道有条鸿沟把我们和一个象征邪恶的国家分隔开，让人很是欣慰。他们是恶棍，所以我们肯定是好人。战后，在一个曾经被德国占领的国家长大，意味着自己站在天使这一边。
我们不去德国度假，不结交德国朋友，也很少听人讲德语，更别提自己讲了。我在说我们的时候，无疑是在以偏概全，但就算到了1989年，生平第一次我开始在德国广泛游历，这对我的荷兰朋友来说还是既有趣又略有些不可思议。对他们而言，伦敦、巴黎，甚至是纽约感觉都比柏林近。尽管荷兰和德国在文化、语言和饮食上有明显的相似性，朋友们和德国还是很疏远。
也许这是问题的一部分：荷兰人受的罪没有波兰人或俄国人多；毕竟，只要不是犹太人，他们会被划定为“北欧人种”。战前，荷兰国内对国家社会主义准则和“主宰者民族”（Herrenvolk）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观念有很多同情之声。对此，我的老师们并不乐意记起。德国入侵不只是战争行为，更是一种辜负。对于一个始终活在被邻国吞并的危险之中的小国来讲，德国入侵犹如噩梦成真。这就解释了荷兰人为何在战后跟德国形同陌路。文化相似性令人尴尬，甚至存在威胁。边界务必清楚划定，这不仅是地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德国的形象必须变得不堪入目。
对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兄长和父亲的人，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曾描述过他们的成长过程。他说，有些人年纪太轻，还不能上阵打仗，为国捐躯，他们便觉得自己似乎面临一项男子汉气概的考验，这项考验周而复始，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因为一个人没有办法弥补错过血洒沙场的遗憾。对于我们这些1945年后出生的一辈，情况和衣修伍德形容的虽大为不同，但战争还是投下了阴影，以至于我们当中一些人近乎为之着魔。因为我们也面临一项想象力的考验。让我们着迷的不是如果自己身着戎装，会不会表现英勇，一跃冲出战壕，顶着枪林弹雨和芥子气冲锋陷阵，而是我们会不会加入抵抗组织，会不会招架不住酷刑，会不会甘冒自己被遣送的风险也要藏匿犹太人。在我们头顶上投下阴影的不是战争，而是军事占领。
军事占领向来都是一件让人耻辱的事—不仅因为主权沦陷，政治权利丧失，而且还因为其戏剧性地凸显出人性弱点。在这一时期，英雄寥寥无几，只有白痴才会臆想自己是什么英雄。这样一来，也就更容易理解人们明哲保身而做出的卑劣妥协，比如偷偷摸摸讨好穿军装的主子，或者在盖世太保踹开邻居家门时当做没看见。在我长大的时候，人们竭尽所能想忘却耻辱，向英雄靠拢。我读过一堆有关荷兰游击队员和戴丝巾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的故事书。然而，真正让我感兴趣的不是英雄人物，而是那些面目可憎的人，他们为求自保，不惜背叛祖国，对别人的遭遇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他们身处痛苦的两难境地，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毫无疑问，这么说部分是因为我担心自己在同样情况下，也会落得和面目可憎的人一样不堪；部分又是因为在我看来，比起英雄主义，失败才是更典型的人性。这就是我想要深入了解我们昔日敌人记忆的原因，因为他们记忆中的过去充斥着最最可怕的失败：道德失败，政治失败，最后还有军事失败。这倒不是说纳粹比他们的受害者更有人性，但认为他们没人性的想法一样也是错误的—尽管这么想无疑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
二战的另一个敌人是日本人，不过他们距离太过遥远，因此难以在我们的想象空间留下多少影响。尽管我的一些朋友出生在荷属东印度，但这个地方对我而言毫无意义。然而，日本人也是漫画书里的魑魅魍魉：他们是小个子的黄种人，龅牙，戴眼镜。在一部脍炙人口的漫画书里，长着一头金发、风度翩翩的主人公巴克·丹尼（Buck Danny，百分百是“北欧人种”）和他的机组成员率领一群勇敢的美军飞行员与日本人作战。驾驶零式战斗机的日军在向他们进攻时大喊“万岁！”（Banzai!）。人们告诉我，不能相信日本鬼子，他们对人命没有半点尊重，未作警告就偷袭了珍珠港。他们拔掉人的指甲，逼迫白人妇女向天皇鞠躬。我的某位高中老师曾作为奴工参与修建泰缅铁路。我的婶婶曾是“鬼子集中营”里的阶下囚。亚力克·吉尼斯曾在日本人的威逼下钻进一个滚烫的铁笼子。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日本或周边国家，倒不是为了研究战争。但我很好奇日本人是如何看待和记忆战争的，他们对战争抱有什么幻想；在了解过去后，又如何审视自我。我的所见所闻对欧洲人来讲常常十分惊人：虽然《桂河大桥》在日本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西方战俘遭受的虐待几乎无人记得。（我经常想，日本人到底更认同谁，是那个日本司令官，还是亚力克·吉尼斯？都不认同，一个日本朋友回答我：“我们喜欢的是威廉·霍尔登扮演的美国英雄。”）巴丹死亡行军、马尼拉浩劫、新加坡大屠杀，这些事在日本鲜有提及。反之，日本人对在中国、菲律宾，特别是广岛和长崎所经受的苦难却记忆犹新，同样印象深刻的还有日本军人战后被关押在西伯利亚一事。日本人每年有两个纪念日：一个是8月6日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另一个是8月15日的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
想要探讨日本战争记忆这个念头把我引向了现代日本民族主义这一相关话题。我醉心于诸多天皇崇拜者、历史修正主义者和一心追求日本独特性的浪漫主义者的文字。尽管观点晦涩，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电视脱口秀的座上客，也不妨碍他们的作品在日本名刊大报上广为发表。我开始注意到，这些人拐弯抹角且辞藻华丽的文章中掺杂着大量德国人名：斯宾格勒、赫尔德、费希特，甚至还有瓦格纳。日本的浪漫主义者越是强调日本性的精髓，他们的口吻就越像德国的形而上学者。这点也许是世界各地浪漫派民族主义者身上的共性，但19世纪德国的影响在日本尤为惊人。我越是研究日本民族主义，就越想追根溯源。打个比方，我渴望探寻那口滋养了诸多现代日本思想的泉水。自19世纪末以降，日本常视德国为楷模。耐人寻味的是，战前德国吸引日本人的那些元素—普鲁士威权主义、浪漫民族主义和伪科学种族主义—在日本留存了下来，反观在德国却十分不受欢迎。为什么会这样？正是带着这个问题，我决定拓宽原先的认识，写一本关于日本和德国战争记忆的书。
1991年夏，即两德统一后第二年，我因为要给一本杂志供稿，前往柏林出差。我在当地一份报纸里留意到一则告示，说犹太社区中心将举办一场讲座，演讲人是心理学家玛格丽特·米切利希（Margarete Mitscherlich）。讲座的题目叫“缅怀的努力：对于无法哀悼的心理学分析”。哀悼涉及的是纳粹时期。我本以为讲堂最多只会坐一半人，却发现听众不少，且多是年轻人，穿着很随意，乍看更像是来听摇滚音乐会的。长长的队伍一直排到马路尽头。对此，我其实不应感到意外。德国人不仅仅在电视、广播、社区会堂、学校和博物馆里上演着对战争的记忆，更是积极地开展围绕战争的检视、分析和反复剖析。人们有时能得出这样一种印象—在柏林尤其如此—德国人的记忆就像一条巨大的舌头，一遍遍地舔舐，想要找出那颗隐隐作痛的坏牙。
一些日本人对此困惑不解。一位年迈的德国外交官曾语气悲凉地向我回忆道，曾有日本同事告诉他，德国人对昔日罪孽的念念不忘和向受害者道歉的诚恳劲儿，必然会导致丧失德国人的本色。另一位年轻得多的后生跟我讲述了访问东京时的见闻，说他在啤酒馆里听到日本人唱德军进行曲时惊得目瞪口呆。我无意夸大这些反差。不是每个日本人都有历史健忘症，再说也有不少德国人想要忘记过去，比如有人就巴不得能在啤酒馆里听到这些老歌再度唱响。然而，我无法想象日本也会有米切利希这样的人，在东京市中心开办讲座，探讨为何“无法哀悼”，还能吸引到这么多听众。日本也没有一名政客像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遗址下跪的维利·勃兰特那样，双膝跪地，为历史罪行道歉。
即便在战时，轴心国的关系也不是那么亲密无间。希特勒对一个黄皮肤的“主宰者民族”难免感到不放心，而日本人说到底是想把“白种人”赶出亚洲。然而，这两个民族在彼此身上都看到了自己吹嘘的品质：尚武精神、种族纯洁、自我牺牲、严于律己等等。战后，西德人竭力想要摆脱这种形象，日本人则不同。这意味着，在日本任何对昔日德日联盟的眷恋之情，在德国则很可能让人感到难堪。
原日本国驻柏林大使馆的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这座使馆建于1936年，是一座纳粹风格的新古典主义丰碑，也是希特勒对新首都日耳曼尼亚（Germania）构想的一部分。使馆是希特勒和施佩尔宏伟计划里为数不多真正破土动工的几幢建筑之一，战后被废弃。这个破败的空壳落到了自治主义者手里，这是一群身穿黑衣的年轻人，蹲在成堆没用的外交信件中间，追求无政府主义式的生活。但到了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和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决定在大使馆遗址上修建一个日德中心，供学者使用。德国人很清楚日本人身上有民族主义恋旧的毛病，他们希望中心能反映出自轴心国以来的时代变迁。中心于1987年正式对外开放。为了庆贺其诞生，日本人提议举办研讨会，探讨神道教天皇崇拜和日耳曼民族神话之间的相似性。这么做并无批评或嘲讽之意：出主意的是东京一座神道教寺庙的僧侣。德国人礼貌地回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