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没挑对日子，因为原本就没有对的日子。
爸爸说：“你疯了吗？你他妈疯了？我一周干四十五个小时的活儿才能让你填饱肚子，你竟然还想让我带你去洋基体育场，就因为你丢了个破棒球帽？”
“不是破……”
没等我说完，爸爸就出手了。他就是这样的人。
也不知道爸爸那天怎么了，反正最终是被惹怒了，毫不节制地想说卡洛斯先生什么就说什么。可不管他说了什么，回家来的时候眼圈黑了。原来，卡洛斯先生出手比他还快。
卡洛斯先生还占了个上风—只要他愿意，就可以炒掉我爸爸。
结果爸爸回来了，手里拿着饭盒，脸上挂着绷带，另外带着从卡洛斯木材厂领来的最后一张支票。他看着妈妈说：“别说话！”又看着我说：“还在为那个破棒球帽发愁？”说完就上楼打电话去了。
妈妈让我们待在厨房里。
他下楼来的时候，我们快吃完晚饭了。妈妈从椅子上跳起来，端来一直在炉子上热着的盘子，放到他面前。
“还没蒸干吧？”他问。
“我觉得没有。”妈妈回答。
“你觉得没有。”他哼了一句，然后撕掉锡纸，叹了口气，伸手拿番茄酱，把肉卷整个涂了一遍，厚厚一层。
咬一大口。
“我们要搬家了。”他说。
大嚼起来。
“搬家？”妈妈回应。
“去北边的马里斯维尔。”又是一大口，嚼。“巴拉德造纸厂有个活儿，厄尼·伊科说他能把我弄进去。”
“厄尼·伊科。”妈妈轻声地说。
“别再说他了。”爸爸说。
“所以又要像以前一样了！”
“我说了……”
“泡酒吧，整夜不见人，一回来就……”
爸爸站了起来。
“这回又想打你哪个儿子？”妈妈说。
爸爸看着我。
我低下头，认真地吃剩下的肉卷。
我们打包收拾了三天，其间妈妈都没怎么说话。第一天早上，她就问了两个问题。
“怎么让卢卡斯知道我们去哪儿了？”
卢卡斯是我大哥，直到一年半前才开始不打我，因为他被美国部队征去打越共了。我们只知道他在一个三角洲，因为上面不允许他说得更详细，而且他本来就不常写信回来。我无所谓。
爸爸正在吃煎鸡蛋，他抬头说：“怎么让卢卡斯知道我们去哪儿了？美国邮政！”他那话音会让你觉得你是这世界上的头号笨蛋。“我没有跟你说过要两面煎吗？”他把装煎蛋的盘子一推，端起咖啡杯，往窗户那边看过去。“我才不会想念这个鬼地方。”
然后，妈妈相当平静地问：“你准备租辆卡车吗？”
爸爸抿了口咖啡，又抿了一口。
“厄尼·伊科会从厂里开辆卡车过来。”他回答。
妈妈就没再问什么了。
爸爸从A&P百货买回来一些箱子。那是夏天，天空都热得见不到一丝蓝色，只是模模糊糊一片白。全世界都热得直流汗，让你觉得如果你在很高很高的地方—我是说，真的很高的地方—站在洋基体育场里，也许会有一阵微风，而在其他地方可能一丝风也没有。爸爸给我一个带着香蕉味的箱子—它是从哪个说西班牙语的地方装香蕉过来的，让我把全部家当都放进去，放不进去的都扔掉。我照做了—除了乔·佩皮通的棒球帽，因为它正躺在某个阴沟里被雨淋着，如果你在意的话，也许还记得。
就算是，又有什么大不了的？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很开心马上要搬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