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向狂野眺望，想象着和乔·佩皮通一起打球，然后就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也许是创造之神从我身边飞过，翅膀碰了我一下，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突然间，在旷野里的不是乔·佩皮通在和我打球，而是卢卡斯—这一切都是幻觉，你知道的。但是我真真切切地看到我们俩—从越南回来的卢卡斯和我，我们在碧蓝的夏日里在空旷的草地上打球。就这样扔来扔去，耳边是蝉、蜜蜂和高飞的鸟儿发出的声音，闻到的是接住球时皮手套发出的味道。卢卡斯在阳光下笑得很开心。
就像是见鬼一样。
我到了温德米尔太太家，听到打字声和叮叮声，就走到后门找到“巧妙地藏起来”的钥匙，从冰激凌开始把杂货都搬进去，一一放好后推开厨房的门走到屋子里要二十三块六毛五分钱。我循着打字声和叮叮声走过去，一直走到能从玻璃门看到她正穿着适合去听歌剧的裙子更疯狂地敲着键盘，铅笔还是插在头发里，双手上下飞舞着像受了惊的鸟儿。
我忘了敲门，径直走进了蓝色的房间。
我站在那里看着墙上的画，浑然不觉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甚至都没听到打字声和叮叮声已经停下来，温德米尔太太走进了这间房。
“它们很美，不是吗？”她说。
我点点头。
“这周我订了什么口味的冰激凌？”
“薄荷味的。它们是什么鸟？”
“奥杜邦把它们叫作红喉潜鸟，属于潜鸟属。我觉得这是很可爱的一家。薄荷味的？”
“有些人家里，”我说，“根本没人在意妈妈，那如果她独自飞走了，谁能责怪她呢？你看看它们。”
过了大约一分钟，温德米尔太太用夏日蔚蓝色空气一样轻柔的声音说：“皮包骨的送货小子，你完全理解错啦。看看它站得离最小的那只多么近，她正在四处张望警惕他生命里有另一件大事即将发生。”
实事求是地说，她说得极有道理。
停好货车后，斯派塞先生给了我两周的工资。我把这十块钱和莱夫勒先生的一块，还有温德米尔太太的一块三毛五分小费装进口袋，和小莉一起喝了一瓶正宗的冰镇可乐。无论她怎么问，我都没有向她透露有关温德米尔太太的一丝消息，也一直憋到街上才打嗝，然后去了图书馆。我进门的时候，梅里亚姆太太抬起头说：“哦，是你。”一副看见鞋底粘上不该有的东西的口气。
我到了楼上，灯已经打开，鲍威尔先生站在玻璃站台边，我走过去的时候他抬头看了看我，三张白纸仍旧躺在那里，又多了一支浅蓝色的铅笔。
我把白纸挪开，低头看《北极燕鸥》—锋利的翅膀、长颈和喙，整个掉向冰冷冰冷的海水里。
眼睛惊恐万状。
我的手不由自主地沿着画面的线条在玻璃上滑动，在眼睛上停住，手指动了动。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鲍威尔先生说。
“道格·斯维塔克。”
鲍威尔先生举起黑色铅笔问：“斯维塔克先生，你想画着试试吗？”
“我不知道怎么画画。”我说。
“那我们就开始吧。”鲍威尔先生说。老实说，手指握住那支黑色铅笔的时候感觉—好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