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疑问
从我记事之始，我就知晓了恐惧，那种真切的恐惧。我生长于以色列。20 世纪60年代中期的以色列，是一块富有活力的希望之地。然而，我总觉得，在那时的家乡，在富人们豪华的宅邸和漂亮的草坪之上，似有暗波汹涌。我恐惧着，总有一天，这汹涌的暗涛会吞噬掉我们所有人，就像神话中的大海啸一样，摧毁海岸，将以色列一扫而空。也许，以色列会成为另一个亚特兰蒂斯，迷失在海洋的最深处。
1967 年6月的一个早晨，我那时9岁，跑到父亲跟前——他当时正在盥洗室剃胡子——询问他那些阿拉伯人会不会赢？阿拉伯人会占领以色列吗？他们真的会把我们一个个全都扔进海里？而就在几天后，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
1973 年10月，灾难哭号着揭开序幕。在静谧的赎罪日下午，我感冒卧床；与此同时，F–4 战斗机轰鸣着撕裂天空。他们从我家屋顶500英尺高的上空飞过，前往苏伊士运河拦截突袭以色列的埃及军队。很多飞机再也没有回来。当西奈沙漠及戈兰高地防线崩溃的消息传来，16 岁的我目瞪口呆。在那十天里，我陷入极大的惶恐之中。看起来，我最初的忧虑变成现实——以色列的危亡就在旦夕之间，第三圣殿的石墙摇摇欲坠。
1991年1 月，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伊拉克向特拉维夫市发射了“飞毛腿”导弹，又有传言，我们可能会遭到化学武器袭击。于是，一连几周，以色列人无论去哪儿都随身携带自己的防毒面具包；偶尔有防空警报拉响，我们便立马戴上面具躲进防空洞里。虽然传闻中的化学袭击并没有发生，但是，每天重复着这种荒诞的、离奇的仪式，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如疽附骨。我曾那样细致地聆听空袭警报，数算它的每一个音阶，也曾那样惶然地望向我深爱的人们，望向从德制面具中透出的、一双双惊恐万状的眼眸。
2002年3月，一系列的恐怖袭击震撼着以色列。来自巴勒斯坦的自杀式爆炸袭击者攻击着公共巴士、夜总会、大商场，数以百计的以色列平民因此丧生。一天晚上，我正在撰写有关耶路撒冷的文章，突然，传来一声近在咫尺的、巨大的爆炸声，就在附近的酒吧！我一把抓过速记簿跑上街道。然后，我看到三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坐在酒吧里——他们已经死去，面前的啤酒杯还是半满；我看到一个娇小的女子躺在拐角，年轻的脸庞泛着死灰，失去了生命迹象；我看到更多受伤的人在尖叫，耳边是他们无助的哭号。就在这灯光灿烂的夜晚，在被炸得粉碎的街边酒吧，我环顾四周，看到自己身处人间炼狱。作为一个专栏撰稿人，我经常被问到这些问题——以色列的未来在哪里？这令人发疯的现状，我们还要忍受多久？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以色列人享有盛誉的生命力，会屈服于企图灭亡我们的暴力？
1967年的“六日战争”，我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胜利驱散了我们的战前恐惧。20 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复苏，医治着1973年赎罪日战争的深深伤痕；90年代的和平进程修复着1991年的海湾创伤；新世纪的繁荣掩盖了2002年的恐怖。恰恰因为一直以来的前途未卜，以色列人无比坚信着自己，坚信以色列的民族与国家，坚信着未来。然而，这些年来，笼罩在我心头的那层淡淡的恐惧始终未曾远离。谈论，或者显示这种惧怕成了一种禁忌，但是，它确实在那里，无论我身往何处，它如影随形。我们的城市就像建在流沙之上，我们的住宅从来不曾坚固。尽管，我们的国家逐渐变得强大、富庶，我依然忧虑地感到——它脆弱无比。我意识到，我们显露多少力量，就会面临多大威胁。是的，我们的生活仍然是充实而富足的，我们奋发图强并享受快乐。以色列建立的安全感来自它在物理、经济、军事方面取得的成就，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及活力。然而，我总是恐惧着，有一天这样的生活会倏然冻结——就如火山灰下的庞贝城一样。以色列，我挚爱的家乡，一旦数量庞大、装备精良的阿拉伯或伊斯兰军团突破它的防御，我的以色列将不复存在，湮没于史海。
从我记事之始，我就知晓了占领。就在9岁的我问父亲阿拉伯人会不会打败以色列的一周之后，以色列就攻占了阿拉伯人口稠密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一个月后，我与哥哥跟随父母踏上第一次家庭迁徙之旅——我们将前往新占领区的拉马拉、伯利恒和希伯伦。我们所到之处，尽是燃烧着的约旦吉普、卡车、军用战车，投降的白旗在房屋上空飘荡，街道上以色列的坦克碾过豪华的奔驰车以及车里烧焦的尸体。那些与我同龄，或比我还小的巴勒斯坦孩童，清澈的眼睛里笼罩着无尽的恐惧，他们的父母则是一脸悲痛屈辱的表情。不过短短几周，强大的阿拉伯人变成了受害者，而险遭灭国的以色列人成了征服者。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胜利了，它骄傲而又得意地陷入狂欢，深深陶醉于自己强大的力量之中。
当我还年少时，我觉得一切并不坏。大家普遍认为，所谓的军事占领还算仁慈。现代化的以色列为巴勒斯坦占领区带来了进步和繁荣，我们落后的邻居开始享有电力、自来水及医疗服务——这是他们之前从未有过的。他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生活从未这样好过，并且感恩我们赐予他们的一切。当迎来真正的和平时，我们会归还大部分占领的土地。就目前而言，在以色列的国土上，一切都很好——全国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和平共处，享受平静和富足。
直到我成为一名士兵，我才意识到，我错了。加入以色列国防军精锐伞兵部队6个月之后，我被派往占领区的市镇。10年前，我曾在那些地方度过了童年时光，而现在，我被分配做一些不怎么光彩的苦活儿：驻守检查站，以及软禁、暴力驱散游行示威的人群。最打击我的，就是闯入民宅，把年轻男人从温暖的被窝里拽出来，进行毫无人道的午夜审讯。我不禁自问：这算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保卫祖国的方式是欺凌平民、剥夺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为什么我的祖国以色列要占领和压迫另一个民族？
所以，我成了反战运动的一分子。从一名年轻的激进分子到一个专栏作家，我用激情对抗着暴力征服。20世纪80年代，我反对在巴勒斯坦占领区建立犹太人定居点，90年代，我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的巴勒斯坦建国运动，21世纪初，我支持以色列单方面从加沙地带撤军。但是，几乎我参与的所有反战运动最后都失败了。现在，距我们第一次家庭迁徙已有将近半个世纪，西岸地区依旧被占领着。更糟糕的是，“占领”已经成为这个犹太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一个以色列人，它同样也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我反对军事占领，却仍然要为此负责，因为，我不能否认或者逃避这个事实：我的国家以色列，已经成为一个侵略他国的国家。
直到几年前，我才突然领悟，我对国家未来的深切恐惧与我对国家占领政策的道德义愤密切相关。一方面，以色列是唯一一个实施占领政策的西方国家；另一方面，以色列又是唯一一个切实受到威胁的西方国家。占领和威胁的双重作用使以色列那样独特，以至于成为这个国家的两大支柱。
很多观察员和评论家否认这种二元性，左派关注占领而忽略威胁，而右派恰恰相反。但是，事实真相是，如果不把这两个要素纳入同一个世界观体系下考察，就不能真正理解以色列，或者理解巴以冲突。任何不注重紧密联系二要素的思潮及观点，势必流于缺陷和无用。只有第三种途径——将占领和威胁内在化，才是切合实际并符合道德规范的，才能帮助以色列步入正轨。
1957年，我出生于雷霍沃特市的大学城。我的父亲是一位科学家，母亲是一名艺术家，我的祖先们不乏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起者。像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我在18岁应征入伍，成为一名伞兵。服役期满后，我进入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修习哲学，就是在那儿，我投身和平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权运动。自1995年开始，我为以色列自由派的主要媒体之一《国土报》撰写文章。尽管我总是站在支持和平、支持“二国方案”的立场，但是，我逐渐意识到和平运动的缺陷和偏见。我对“占领”和“威胁”的理解使我的声音不同于那些主流媒体的观点。在我的专栏里，我同时挑战着左翼势力与右翼势力。我已经认识到，在中东问题上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正如没有解决巴以冲突的捷径一样，以色列的情况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甚至可以说是悲哀的。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以色列的表现可圈可点——她有效遏制了恐怖主义活动，高速发展尖端科技，令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欣欣向荣。她的经济强势如猛虎，向全世界展示着一个生机勃勃、富于创新的强国形象，并享受着这一切。然而，在这非凡成功的光环之下，一种焦虑正在默默地酝酿、发酵。以色列人开始大声地提出质疑——这些问题也是我这一生中不停扪心自问的问题。这不再是简单的左翼与右翼的区分，或者世俗与宗教的对抗。我们正在触及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很多以色列人为新以色列的复兴感到不安，他们怀疑自己是否还属于一个犹太国家，甚至怀疑以色列的前途。于是，有人申办了外国护照，有人送子女出国留学，社会精英们也开始留意除以色列之外的其他选择。尽管，大多数以色列人仍然热爱他们的国家、赞美她的福祉，但是，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对以色列未来的坚定信念。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到来之际，贪婪的以色列已被五大隐忧的重重阴影所笼罩：巴以冲突在可预见的未来并不能止息；以色列的区域霸权战略正在经受挑战；犹太国家的合法性遭到削弱；深度变革的以色列社会越发两极分化，自由民族的根基摇摇欲坠；调控不力的以色列政府不足以妥善应对诸如军事占领、社会分化之类的严峻挑战。五大隐忧之中，每一个都意味着重大威胁，而它们的合力更引人注目。以色列的战略优势濒临消失，以色列的合法性日渐凋零，以色列的民主旗帜逐渐破裂，以色列的社会矛盾使民众渐行渐远。如果现在不能实现和平，以色列该如何承受又一个长达整整一代的世纪之战？尽管，以色列仍然保持着创新、魅力与活力，她却已经成了一个深陷质疑的国家。焦虑徘徊在这片土地之上，宛如处在一座不祥火山的巨大阴影的笼罩之下。
这就是我展开这段历史旅程的原因。这就是以色列建国65年之后，所面对的核心问题，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起116年之后，所面临的核心矛盾。如今的挑战，远远超出当时的军事占领，也比单一的和平议题要深入得多。我们每一个人都将直面以色列问题的三重性：为什么是以色列、以色列意味着什么、以色列将何去何从。
辩论回答不了以色列问题，以色列是如此复杂，它不会屈从于某一种论证或者抗辩；而回答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追述以色列的历史。于是，我开始撰写本书。以我自己的视角，用我的独特方式，将我们所有人的存在阐释为一个共同体。这本书讲述一个以色列人的个人旅程，他因经历席卷家乡的、戏剧性的历史进程而陷入深深迷惘。跨越时间和空间，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对国家更广泛意义的探索。通过家族历史、个人历史，以及深度访谈，我试图描述以色列的大历史，解决更深层次的以色列问题。一个世纪以来，我的国家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处于现在的境地？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将走向何方？我深深的焦虑是否有根据？我们的犹太国家是否真正处于险境？以色列人是否陷入了绝望的悲剧？我们是否能复兴和救赎自我，挽救我们深爱的土地？
本特威奇1897年的圣地之旅
1897年4月16日，星期五下午，经历了漫长而刺激的火车旅行，本特威奇朝圣团终于抵达新建的耶路撒冷石式车站。我的曾祖父本特威奇欣喜若狂——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
时间紧迫。他们抵达时正值逾越节，几小时之后将迎来自由的假期，犹太人将像《出埃及记》记述的那样庆贺节日。所以，在车站接受耶路撒冷老犹太区知名人士的欢迎后，他们匆匆忙忙赶往老城区。他们再一次被迫面对东方式的痛苦：黑暗曲折的小巷、肮脏的集市以及饥饿的民众。贫困的阿拉伯人以及世代居住在圣城里，和以慈善和祈祷为生的当地犹太人，共同构成了一幅悲惨的图景。然而，当他们最终抵达哭墙（Wailing Wall）时，却为信徒们的虔诚所折服。在圣殿仅存的残垣前，信徒们哀悼着犹太民族在1 800年的历史中所经历的重重苦难，大胡子犹太老人唱起苍凉的挽歌，深深地触动了他们。
这些英国女士们和先生们，以及他们的美国、欧洲大陆同伴惊讶地发现，同样的渴慕与哀切如洪水般向他们席卷而来。他们潦草地写下自己的愿望，塞入哭墙的缝隙中。因为时间不足，本特威奇催促着气喘吁吁的朝圣者们赶紧前行，穿过黑暗曲折的幽巷，来到卡米尼兹旅馆，在那里，将为他们举办逾越节的家宴。接着，第二天早上，他们启程赶往戴维城以及戴维冢，然后转去险峻的橄榄山。无论朝圣者们走到哪里，所见都是惊人的对比：过去的辉煌图景与现今的贫困肮脏并立于世。古老的耶路撒冷城拥有令人窒息的美丽，而无论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都被贫困生活所折磨。年轻的男孩们苍老如翁叟，疾病与贫穷无处不在。
逾越节后的第二天 ，他们向北方进发。这可是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兄弟展示他们杰出才能的时候了。在收取每名乘客44畿尼的费用后，这家著名的旅游公司提供了马和骡子一共100匹，包括免费的英式马鞍和专门为女士铺垫的横式马鞍，以及优质的白色印度帐篷，还派遣了超过48 名仆从，包括1个屠夫、1个厨师和1个受过良好训练的服务生。每天早晨，备好的英式早餐端上餐桌，午餐打包进手工编织的野餐篮子里，晚上则会享受一流的美食，包括热汤、两种肉类或家禽类主食和三款不同的甜品。
从1897年4月20日至27日，赫伯特·本特威奇带领着欢乐的殖民地车队穿过了这片土地。从耶路撒冷到贝特埃尔，从贝特埃尔到希洛城，从希洛城到纳布卢斯，从纳布卢斯到杰宁，途经唐谷。离开杰宁，他们经由伊兹拉山谷前往他泊山；从他泊山出发，他们沿着哈丁战役遗址来到太巴列。他们又在加利利海沿岸花了两天时间，然后，乘船前往迦百农，再从迦百农到罗什平纳，又从罗什平纳沿约旦河直至它的源头，然后去了黑门山、大马士革和贝鲁特。这是殖民主义吗？如果一个生物看起来像鸭子，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也像鸭子，那么它很可能就是一只鸭子。这些照片看上去有种罪恶感：白色的猎装，软木帽，带托马斯·库克标志的帐篷。我曾祖父日记里的记述同样摆脱不了嫌疑，遣词造句没有歧义，开门见山。他的目标，以及他所在的伦敦圈子的目标，就是将巴勒斯坦开拓为殖民地。这些赫茨尔锡安主义者还寻求帝国的支持，作为自己行动的强力后盾。他们不断地向英国、德国、奥地利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提出申请。他们需要一
个主流欧洲强国的支持，以便在这片土地上，将锡安主义付诸行动。他们希望西方可以驯服这块阿拉伯土地。他们希望这块阿拉伯的土地被西方收缴，于是，一个欧洲问题可以在欧洲以外的地域得到解决。
可是，本特威奇代表团谋求另一块土地并不是为了不列颠的荣耀，而是为了拯救一群受迫害的人民。他们并不真正代表帝国，而是一群被剥夺权利的人苦心寻求帝国的帮助。他们的目的不是压迫，而是解放。他们不是为了盘剥这片土地，而是为了开发。除却伊斯雷尔·赞格威尔，代表团里没有一个成员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某种形式的征服、剥夺和驱逐。
所以，当我观察这些坐在质地考究的英式马鞍上的绅士们，以及在横式马鞍上摇摇欲坠的淑女们时，我看不到任何罪恶，我没有看到居高临下的睥睨、抢夺穷人羔羊的企图。尽管，他们的设备是殖民式的，习俗也是殖民式的，但是，这个代表团并不属于任何一股殖民势力。尽管，他们的外貌、思想和行为举止是欧洲式的，但是，他们也不代表欧洲。恰恰相反，他们是欧洲造就的受害者。他们站在这里代表了另一群被欧洲迫害的终极受害者。
这真是一个悲哀的故事。赫伯特·本特威奇的一代是属于被解放的犹太人中的一代，他们热爱欧洲，并将自己的命运与欧洲紧密相连。摆脱了禁锢他们几百年的犹太区，他们昂首前行，热情拥抱开明的欧洲——使这片大陆富足，也使自己富足。然而，当19世纪逐渐落下帷幕，这些犹太人意识到，欧罗巴并不像他们热爱它那样热爱着自己。对于这些新解放的欧洲犹太人来说，欧洲宛如一个代孕的母亲，他们尊敬她、崇奉她、爱慕她，他们给她一切所能给的，然而，突然，这些全心投入的儿子们发现欧洲母亲不想接纳他们了。仿佛一夜之间，母亲眼中的这些儿子们就有了一副新的、古怪的模样，身上散发着一种异味，简直无法忍受。这些儿子看出了母亲眼里跳
动的疯狂与忍耐，于是，他们知道，是时候离开，开始自己的生活了。
这就是为什么西奥多·赫茨尔要在夏末召开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这就是为什么赫伯特·本特威奇以及他的团队出现在这里，骑着晃悠悠的马儿穿越古老的以色列山岭。因为，欧洲的进步与开明到达了一个顶峰，所以，犹太人必须逃离欧洲。这片荒凉的土地，就是他们逃离疯狂的欧洲之后所能找到的避难之地。
耶路撒冷一行后，赫伯特·本特威奇的日记突然中止了。也许，巨大的疲劳终于把他压垮，又或者，他太兴奋了。有一个目击者称，本特威奇不小心跌进了当地的刺梨仙人掌丛，那些细小的尖刺令他痛苦不堪，几乎不能安坐，更别提写些什么了。但是，其他同伴的记录却描述道：离开之前，本特威奇从斯高帕斯山望向耶路撒冷，暮色中的圣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之后，仍久久沉浸于那幅图景不能自拔。就在第二天，这位朝圣者中的领袖又沉迷于可怕、古老而又静谧的塞巴斯蒂安遗迹。他被同《圣经》描述如出一辙的撒玛利亚景色深深感动：阶梯状的丘陵，橄榄树的园子，沉静的山间幽谷。他还看到了神奇的基利波山。而最令他难忘的，当属那日落时
分，被连绵赤色山岭环绕的加利利湖，以及他在清晨悠悠荡桨于静谧湖水中的经历。
我注视着我的曾祖父，带领着有100匹马拉着的车队一路上行，从加利利海到金农沙山谷中的胡拉湖，又从胡拉湖到巴尼亚斯的山泉，白雪皑皑的黑门山顶就悬在他们头顶，距离他们那样近。就像20世纪距离他们那般近一样。而我的曾祖父并不知道，在下一个50年，即将开启犹太民族历史上最悲惨的时代；而在紧接其后的下一个50年，为了恢复民族主权，犹太人又将付出极其可怕的代价。现在，一切还很平静，这片土地还享有和平。你可以听到马儿翻越黑门山时哒哒的蹄声，载着沉思的绅士和安静的淑女。我的曾祖父回头，最后一次望向这片土地：那宁静的加利利，湖水魔幻般涌动，还有那带着惊人预示的哈丁战役遗址。这片土地还没有被他未来的事业
所波及，这片土地还没有被犹太人的贪婪和绝望所颠覆。
赫伯特·本特威奇赶不上参加巴塞尔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了。尽管他会出席未来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但是，不能在1897年赫茨尔召集的历史性集会上做报告，这是一个遗憾。不过，只要回到伦敦，他会毫无保留地陈述和撰写他的一切经历。无论他走到哪里，他总是那样坚定不移。“巴勒斯坦从来没有被其他民族纳入版图。”他这样宣称，并与锡安的评论家们辩论，坚持巴勒斯坦完全适合数百万处境艰难的东欧犹太人，只需要克服极小的苦难并怀揣希望，就能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美好的家园。
……
这就是本特威奇的巴勒斯坦之旅，短暂而匆忙，甚至有点荒诞，但却改变了我曾祖父的一生。回到伦敦后，他已经无法重拾维多利亚绅士式的做派。他不再满足于从事法律事务，演奏室内音乐，阅读莎士比亚，把他的九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培养成伦敦式的淑女和绅士。12天的耶路撒冷之行，令本特威奇难以继续在伯青顿的海滨别墅里享受舒适的优越生活。在肯特郡的海岸线上竖有一座灯塔，本特威奇就长久地对着它吐露心声。
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被巴勒斯坦的神秘魅力所征服。到1913年，赫伯特·本特威奇的女儿和女婿将在雅科夫的殖民地葡萄园修建起一座豪宅；1920年，他的儿子将出任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的第一位检察总长；1922年，国际联盟授权英国管辖巴勒斯坦；1923年，赫伯特·本特威奇在基色山和阿布舒莎的巴勒斯坦村庄建立第一个盎格鲁——犹太人殖民地；1929 年，年迈的本特威奇终于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定居下来，直到三年后去世。这位家族的领袖被埋葬在斯科普斯山西坡新建的希伯来大学旁，不远处，就是他在1897年4月回头眺望日暮下的耶路撒冷圣城的故地。
回到那时，火轮载着本特威奇一行从耶路撒冷返回伦敦，船正划过幽暗的海水驶向君士坦丁堡。5月的夜晚酷热难耐，我的曾祖父站在甲板上，凝视漆黑的海水以及席卷而来的白色泡沫。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只有模糊的概念，也只隐约地预见到这片以色列的土地上即将发生的改变。他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太有限了。不过，他的确感觉到，一个时代即将终结，另一个时代正在来临。当“奥克苏斯”号出现在雅法的港湾，当它缓缓泊岸，当所有的人走出船舱登上那片土地时，的确有什么发生了——这改变伟大，而又可怕。
犹太人的精神传奇——重回马萨达！
此时的犹太复国主义已经不再抱有幻想。它意识到，1936-1939 年的残酷内战仅仅是个开始。犹太民族主义运动正在为新一轮的暴力做准备。没有人知道在什么时候、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始。但是，没有一个人怀疑将再次爆发矛盾冲突，且来势凶猛。人们已将1936 年夏天的创伤深深埋在心底，并从中吸取教训。然而，重新定义的犹太复国主义需要一个象征和一个圣地。当它被重新定义、转变自己后，它需要一个新的中心。
马萨达仅高于海平面63米。但是，由于马萨达东部的死海低于海平面大约400米，所以，马萨达台地则高于高盐的海水460 米。它的西部是犹大沙漠，南部是索多玛，北部有艾因基底、艾因费什察和耶利哥。在晴朗的日子里，隐约可见远方耶路撒冷模糊的轮廓。
山壁陡峭，几近90 度垂直。山顶呈平坦的扁菱形，长645米，最宽处315米。沙漠的悬崖由沉积岩组成，岩层顶盖为白云岩和石灰岩。从远处看，马萨达看起来就像一座孤独的沙漠堡垒，有着震撼人心的威严，让人敬畏。
哈斯蒙王朝首次在这个自然的堡垒上人为建造了一座要塞——马萨达。他们于公元前2世纪建造了马萨达要塞。在此后的100 年中，马萨达要塞被称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要塞。但是，使马萨达成为一个建筑传奇的却是希律王（King Herod）。在公元前36年至公元前30年，他围绕着岩体修建了带岗楼的掩蔽墙，建造了瞭望塔、兵营、华丽的房屋、宽敞的仓库、石头雕刻的水池，并将所有这些都纳入一座惊人的宫殿。
当公元66 年爆发犹太人反对罗马帝国的大起义时，马萨达是义军攻占的第一个要塞。公元70年，罗马人镇压了起义，占领了耶路撒冷，摧毁了寺庙。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小群犹太教的坚贞教徒坚守马萨达，进行最后的徒劳反抗。公元72年，罗马第十军团（the 10th Roman Legion）包围了马萨达。公元73年春，军团准备攻入要塞。在进攻的前夜，960名马萨达男子、妇女和儿童自杀身亡。他们宁愿放弃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屈从罗马人的统治。
1942年1月，什马利亚胡·古特曼（Shmaryahu Gutman）年满33岁，精力充沛、富有活力、极富魅力。他略显矮胖，但是身体敏捷，行动起来十分快速。在沙漠徒步旅行和攀岩方面，没有人是他的对手。1909 年，他出生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3岁时，跟随家人移民巴勒斯坦，定居哈罗德山谷外围的麦哈维亚。青年时期，他在米凯维以色列的农艺高中求学，并成为青年劳工运动的领导人之一。21岁时，他建立了基布兹“纳安”（Na’an）。但是，作为一个业余的东方学者、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基布兹的生活并不能满足这位年轻、精力充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在这片土地上旅行，也带领一批批青年徒步旅行。他是《国土报》耶迪亚特（国土知识）运动（Yediat Haaretz Movement）的支柱，他的理念就是研究这片土地、热爱这片土地、达到地与人的融合。与此同时，古特曼同样与劳工党领袖、犹太复国主义者伯尔·卡茨内尔森、伊扎克·特本金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他最好的朋友伊斯雷尔·加利利（Israel Galili），是哈加纳军事组织的战略策划师。
在1940年早期，古特曼并没有一个正式的职位；但是，实际上，他是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内部圈子的一员。作为一名教育家和一名杰出的道德权威，古特曼可以秘密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隐秘的部分。他认为，他的角色就是引导希伯来青年专注于前方的道路。
1942年1月，古特曼决定带领青年先锋运动的精英们前往马萨达。这次旅行并不是普通的远足。古特曼自己就是一个坚定的信徒，试图改变青年们的集体意识。他想让这些希伯来青年团结在某个强大、具体的象征周围，而这个象征他认为就在马萨达。1941年10月，他带领马萨达研究的初级实验班来到特拉维夫，然后选择了46名青年运动领导人—他将在次年1月带他们去马萨达。在他看来，这些精心挑选的年轻特工即将发生改变，他们将成为马萨达的新传教士。他们将使马萨达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身份标识的新中心地。
1942年1月23日，星期五，古特曼和他的46名门徒离开耶路撒冷。清晨，一辆阿拉伯巴士载着他们来到希伯伦南部的巴勒斯坦村庄—雅塔。三匹骆驼驮来了他们从当地巴勒斯坦人那里租来的帐篷、装备、食物和水。向导是巴勒斯坦的贝都因人。青年男女们穿着短裤、高筒靴，帆布背包里装满了卷好的军用毛毯。一些人拄着手杖，一些人在脖颈围上了阿拉伯式头巾，所有的人都带着水罐。当他们沿着白色的山峦走进犹大沙漠，他们大声地唱起了歌，满怀无限热情。
……
穿着卡其布衣服的青年们排成长队，从东部开始攀登，他们攀上罗马人建造的白色壁垒，它们主要用来攻击犹太狂热信徒要塞的城墙。当队伍抵达壁垒与顶端之间的裂沟时，他们更加努力攀登。最前面的五名徒步者用镐锄敲击岩面，然后敲进岩钉，系上绳索，再把绳子放下去给其他人。
令这项任务更艰难的是，他们必须把沉重的给养全部吊上顶峰，包括帐篷、毛毯、罐头食品、水、背包、武器和弹药。年轻人串成了人链，将这些辎重手把手地传送到顶部。在导师古特曼眼里，人链传送的景致是那么鼓舞人心。“锁链未卸”一句出自拉姆丹的诗歌，而拉姆丹将把它立为这一代人的座右铭。
古特曼指示他的学员们不要往后看，也不要向下看，只能一直向前。一直向前、向上攀登的46名青年前行着，他们抵达了城墙，攀上了城墙，最终，他们发现自己站立在马萨达之上。
这是古特曼第三次爬上顶峰，但是，他仍像九年前第一次登顶时那样兴奋。沙漠的山脊，可怕的峡谷，静谧死海漾起的银色波浪激起他心中的深切悲伤。直到50年后他回忆这番情景，古特曼仍然着迷于那环绕孤独山丘的八个罗马军团营地。即使被遗忘了1869年，那幅景致仍然令人窒息，令他感觉仿佛第十罗马军团大军仍包围着1000名反抗的犹太人；令他清楚地感觉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再次执掌了强大的、历史的力量。
在他从城墙俯瞰深谷的几分钟里，他陷入了迷茫，片刻后，他摆脱了他的幻觉，重新思考作为一个领导人他该如何行事。年轻人们不能体会古特曼深切的焦虑和欢喜的幻想。但是，他们同样兴奋着，兴奋地观看被落日染成粉红的沙漠的山丘，以及山顶上矗立了2000年的哈律王的遗迹。古特曼留意到，这些青年的快乐心情没有失控。黄昏很快来临，他们必须快速支起帐篷。古特曼将他的学员们分成若干组，有的采集柴薪，有的去溪流取水，有的在要塞的废墟里搭帐篷。他们临时搭起了一张桌子、一个厨房和一间教室。当太阳落下，在马萨达平坦的峰顶，营地已经建成。当夜幕降临在莫阿维的山脉，古特曼为这个从废墟中升起的营地而骄傲。年轻的人们点燃了篝火，又唱又跳。
古特曼对学员们发表了演讲。他讲述了马萨达和它的英雄们的传奇故事。“我们的帐篷，同样，也搭在深渊之上。”他这样说道。当演说结束，他退回到夜色里，目视舞会重新开场。这是一场鼓舞人心的表演。他们的眼睛仿佛跳跃着火焰，他们的舞步像风一样轻快。以色列的年轻小伙子和姑娘们回到了马萨达，在深渊上尽情跳舞。
古特曼没有跳舞，不过现下这自发的仪式正是他希望看到的。因为他知道，锡安主义没有教堂，没有神学，也没有神话。他清楚锡安主义正岌岌可危，它需要一个鲜明的象征，而这象征足以代替教堂、神学和神话。他在马萨达找到了这个象征，它将团结和鼓舞锡安主义的追随者们。他为锡安主义找到了一个支柱，它具象、神秘而崇高。古特曼认为叙事和图像的合一将深化希伯来青年的思想。马萨达将吸引他们，赋予他们力量，激励他们迎接前方的挑战。这座悲壮的山丘将为他们揭示斗争的意义。以马萨达的名义，这些正在跳舞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将加入这场灾难性的战争，拯救犹太复国主义，拯救犹太人……
年轻的人们唱起了歌谣：
我们征服并登上了悬崖，
我们开拓并清理了道路，
我们开辟了山道—直到山谷。
古特曼在歌声中离开。他带着一个手电筒，走到古老的东南生活区，那里仍然残留着镶嵌的地砖。他继续走向一座有两个前院的建筑，德国考古学家舒尔腾（Schulten）曾描述过这个建筑，并进入了西间豪华的殿宇，但将之错认为希律王的宫殿。他穿过舒尔腾描述为小宫殿的方形建筑，然后走进山的北尽头的巨大宫室，在那些众多的厅室中徘徊。他走过了浴室，走过塔楼，徜徉在长长的走廊。
这里是士兵的营房，古特曼猜想着。这里住着希律王的军官，这里储藏食物，这里是军械库。古特曼极度兴奋。手电筒打出的灯光在厚重的城墙间蜿蜒。他的手掌抚摸过粗糙的刻石。对古特曼而言，这座沙漠上的城堡就像吉萨金字塔一样奇妙。但是，捕获这位锡安主义革命者心神的并不是希律王的天赋和智慧，而是义军们在这废弃的宫殿寻求庇护的想法。这名业余的考古学家，打着手电搜寻那群坚贞信徒遗留下的东西。也许是在那四年大起义中铸造的几舍客勒的硬币，也许是最后时光里他们在石头上刻下的铭文，也许是收集清水的陶罐、松垮的凉鞋、撕裂的晨祷披巾，或者黏土制的油灯。但是，所有古特曼在黑暗中找到的，不过是义军准备用来射穿罗马人头
骨的圆形的石制弩炮和罗马人从远处射进叛军要塞的石弹。当他检查这些石制品时，他的思绪被牵引到那个最后夜晚的最后几个小时。
公元73年的那个可怕夜晚又重现在古特曼的脑海中。希律王的炮塔掩蔽墙已被突破，义军们临时搭建的木墙也遭焚毁。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罗马人的步伐，他们将在拂晓时分攻入马萨达。于是古特曼崇拜的爱力阿沙尔（Elazar Ben Yair）决定宁可死亡，也不要投降。就在这里，爱力阿沙尔聚集了所有的坚贞信徒，发表了他最后的、著名的演说，这篇演讲词被一名幸存者引述，世代流传：
你们都知道，明天我们将走向灭亡！ 但是，我们选择像英雄一样死去，与我们所爱的人同在⋯⋯也许，从我们站起来维护自由的开始⋯⋯我们就领悟了上帝的意旨，知晓他决定了他曾钟爱的犹太民族的命运！
我们不能拯救我们的灵魂⋯⋯所以，让我们的妻子，在被敌人蹂躏之前死亡；让我们的儿子，在尝到奴隶的苦味之前死亡！我们将带着英雄们的祝福彼此护佑！带着自由进坟墓！至美至妙，至圣至伟！
古特曼远远地看着他的年轻学员们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当他看着他们时，思忖着他的导师特本金最近说过的话语：“在这场战争里，我们犹太人是最孤单的人民，我们众叛亲离，也最正义。”古特曼也回忆起他的另一位导师卡茨尼尔森在欧洲战争爆发时说的：“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孤儿。随着这个世界的崩溃，我们的孤儿生涯更加艰难。居住在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民，虚弱的翅膀担负起重担，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承受的范围。很可能，犹太人历史的全部未来就取决于现今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最艰巨的任务，已不请自来地压在我们肩上。”古特曼还想起就在几个月之前，卡茨尼尔森新加的几句话：“虽然在圣殿被毁时，在我们失去土地和自由时，我们的命运都
不确定，但是，现在是时候决定以色列的命运了。我们的历史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知之不详，直到毁灭之火即将立即包围离散全球的全部犹太人。”
自1940年夏天以来，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领导人就已经严肃地考虑了启示录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必须坠落，我们就坠落，带着我们的妻子、孩子以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那个夏天，特本金这样说道。自1941年夏天以来，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领导人就一直担心英国将撤出巴勒斯坦，德国人将进攻，而纳粹支持的阿拉伯起义将终结锡安主义。“我不奢望我们能死在这片土地，”特本金说道，“但我希望我们不离开这片土地，至少，活着时不离开这片土地。”1941年11月28日，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哈吉·阿敏·侯赛因（Haj Aminal-Husseini）与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在柏林会面，侯赛因领导的阿拉伯—巴勒斯坦运动与第三帝国结成正式联盟。于是现在，1942年的早冬，特拉维夫的恐慌升级了，人们担忧可能发生的德国与纳粹阿拉伯—巴勒斯坦的联合攻击。现在看来，遥远的过去正与现在结合，神话正与现实相伴……
对于犹太人来说，除了巴勒斯坦，再没有容身之处，除了马萨达再没有其他道路。
吕大城1948年的悲剧记忆
1947年，巴勒斯坦问题面对现实的时刻到了。2月，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长久积累的冲突使英国政府决定撤出圣地，让联合国决定巴勒斯坦的命运。6月，一个由11人组成的联合国调查委员会抵达巴勒斯坦，并在途中走访了贝谢门和吕大山谷。8月，委员会得出结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可能共存于巴勒斯坦。从1947年12月到1948年5月，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残酷内战愈演愈烈。英国人撤离之后，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第二天，埃及、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军队进攻以色列，巴勒斯坦全面战争爆发。7月11日，以色列国防军第三军团攻克吕大城。
1948年的战争爆发时，古特曼正负责帕马奇的特殊秘密情报站。哈加纳的保守派阿拉伯专家们，仰赖他们与全国范围内的友好阿拉伯村庄签署的和平条约，古特曼与他们展开了激烈辩论。古特曼声称，当事态严重时，即使是最忠诚的阿拉伯人村庄领导人都无力承担来自泛阿拉伯世界的压力，他们将撕毁条约，转而对付犹太人。这些阿拉伯盟友的确在这几年成为犹太人的支持力量，而就在保守派依然致力于打造阿拉伯联盟之时，这位精力充沛的教育家和阿拉伯专家，却自始至终认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会爆发一场战争。这场宏大的战争将是你死我亡的争夺！
古特曼居住在那安，这个他协助建造的基布兹就在距离吕大不远处。那安隔壁就是阿拉伯村庄那安尼哈和贝都因村庄萨塔利亚。萨塔利亚建于58年前，为了给雷霍沃特殖民地的柑橘园腾出地方，萨塔利亚的部落从杜兰的土地上被驱逐到这里。1948年春，那安基布兹的领导人与萨塔利亚部落的首领会面，犹太人与贝都因人宣誓彼此效忠。但古特曼却不能忍受双方虚伪的天真。他站起来，对贝都因首领们说道：“伟大的战争即将到来。当战争来临时，那安基布兹无法支持你们，或者保障你们的未来。”萨塔利亚的部落首领立即听出了言外之意。第二天一早，萨塔利亚的贝都因人就匆匆离开家园，逃往加沙。几个星期后，那安尼哈的村民们也逃了。无须举手之劳，无须承担任何战事，古特曼就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两个村庄的居民就这样消失了，即使他与村民们相交颇深，即使他们之间维持了15年的亲密友邻关系。
与军团指挥官、布尔多瑟以及受训组员不同，古特曼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完全知晓他正面临的悲剧和道德困境。他一直都知道，他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清除这个国家的阿拉伯人；也知道，这个任务会有多么可怕。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在寻求多种“世故”的方式来清除他们。他并不想杀死或者驱逐他们，他只是要引导他们自愿离去。
黄昏时分，古特曼抵达吕大城，成为以色列军政府首长。在黯淡的暮色里，他看见有几千阿拉伯平民排成长龙，静静地涌向大清真寺。他们主动接受圈禁，否则宵禁时间后任何在外面的人都要被射杀。夜幕降临时，成千上万的恐惧的人类聚集在高天顶的屋子里祈祷。这里闷热、拥挤，令人窒息，没有食物，没有水，空气浑浊，也没有坐下或躺卧的空间。在这里待上几个小时，那些病弱的人和年幼的孩子就会窒息而死。
午夜时分，军政府首长释放了女人和孩子。然后，他释放了磨坊主和面粉店主以保证面粉供应，令面包师去烘烤皮塔饼，又释放了水井的操控人员来供应清水。稍后，他释放了两百个来自那安尼哈的难民，提供给他们食物、水、骆驼、驴子，让他们可以在灾难降临之前逃离这个城市。到了早晨，他释放了大部分的青少年。尽管这样，清真寺里还是拥挤不堪。上午，第三军团全面接管整座城市后，事态再次恶化，更多的人涌进了清真寺，他们的双手高举过头顶，眼里充满恐惧。
7月12日，正午的枪声突然响起时，这位军政府首长正在圣约翰大教堂的教区与吕大的政要们谈判。第三军团的行动长官被派往镇子查看到底出了什么该死的事情。几分钟后，一个激动的年轻士兵前来报告，说有人从小清真寺里扔出了手榴弹，投向他的战友们。军团指挥官转向军政府首长，露出一个讽刺的笑容：“您怎么说，首长？您要下达什么命令？”他这样问道。但军政府首长没有挖苦也没有被逗乐。他意识到，如果他不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事态将会失控。于是，他建议向每一座开火的房屋射击，把子弹射进每一扇窗户，射杀每一个被怀疑参与暴动的叛乱分子。
古特曼形容接下来的30分钟是他一生中最难挨的30分钟。几十年后，当他复述这起事件时，录音带里他的声音依旧显得紧张不安。那些恐慌的喧闹，永不止息的枪响，上帝的义怒，当枪声终于止息，寂静是那般的甜美。然后，部下通报在小清真寺发生的事实。这位军政府首长只得命令他的部下埋葬死者，抹去不利的证据。
古特曼现在清楚，木已成舟，吕大城的命运也已经注定了。已经无法回头。但是，因为他没有收到驱逐令，他不能变出一份。他回到阿拉伯政要们聚集的圣约翰大教堂教区，控制住自己，做他必须做的事。他告诉这些达官贵人们，吕大马上就要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为了争夺国际机场。他说，就像他们看到的，在大战中，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恐惧的政要们询问，如果他们请求离开，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可是个不吉利的问题，”军政府首长回复道，“我必须好好想一想。”他走进隔壁房间休息，放松他的大脑，暗想，如果这一大群阿拉伯人不在这里的话事情将多好解决。但他仍然决定，不管怎样，他不会命令阿拉伯人撤离。于是，他顶着巨大的压力返回政要们那里，告诉他们，他必须同上级再次磋商。
当他们第三次会晤时，阿拉伯的政要们已经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他们请求离开吕大城，只附加一个条件——释放被扣押在大清真寺的所有囚徒。第三次，这位军政府首长以磋商为由离开了。但这一回他折返回来，带着两名陪同的年轻军官——他请他们来见证这番决定命运的谈话。
政要们：“那些被扣押在大清真寺的囚徒们，他们的结果会是怎样呢？”
古特曼：“你们过去怎样把我们投进监狱，我们就将怎样对待他们。”
政要们：“不，不，请不要做那样的事。”
古特曼：“为什么？我刚才有说什么吗？我说的不过是你们怎么对待我们，
我们就将怎么对待你们。”
政要们：“请不要这样，主人。我们请求您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古特曼：“好吧，我们不会这样做。从现在起，十分钟以后，所有的囚犯都会被释放。叫他们离开清真寺，离开他们的家，离开吕大城—连同你们以及吕大的全部人口。”
政要们：“谢谢您，主人。上帝保佑您。”
古特曼觉得，他已经达成了他的目标。占领、屠杀和精神压力产生了预期效果。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在48小时的炼狱生涯后，他并没有命令吕大的人民撤离。在屠杀的间接威胁下，是吕大的领导人令他们撤离。古特曼面向人海，告诉这些囚徒们他们可以自由离开。他告诉他们，根据吕大政要们的决议，吕大居民必须在一个半小时之内撤离吕大城。严禁携带武器，严禁乘坐轿车或者电车，但可以携带其他财产——只要他们立即离开吕大城。
这位军政府长官简直不敢相信他的眼睛。成千上万的人，低着头，离开了大清真寺。没有人抱怨，没有人诅咒，没有人唾弃他。他们完全屈从地排着队走出去，散开了。他爬上大清真寺高高的尖塔。从这处制高点，他注视着混乱把这座城市吞噬。吕大的民众匆匆打包所有他们能拿走的东西：面包、蔬菜、海枣和无花果，袋装的面粉、白糖、小麦和大麦，银器、铜器、珠宝、毛毯、褥子。他们手里拖着不堪重负的行李箱，背上驮着由床单和枕套制成的简易包囊。所有的东西都压在了马车上，驴子上，骡子上。所有的事情都在匆忙和恐慌中完成，仅仅用了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甚至半个小时。
古特曼从尖塔下来，走到镇子的东角，俯瞰贝谢门。离开城镇的平民们聚集成了一支长长的、圣经化的、数千人的队伍。当军政府首长注视着这支被放逐的行伍，注视着人群中那一张张脸孔，他想着，如果耶利米（Jeremiah，指圣经中“流泪的先知”）在他们当中，又会如何哀叹他们的灾难和耻辱。突然间，他心中涌上一股冲动——加入行进的人群中，成为他们的耶利米。
在他终于描述完行进的队伍后，军团指挥官的话题转回到自己身上。站在他的指挥车旁，他注视着吕大的人民走在路上，背上背着由毯子和枕套制成的沉重袋囊。逐渐地，他们卸下了背不动的包袱，将阻碍他们前行得更远的背囊丢弃在路边。在这酷热的天气里，忍受可怕的口渴，老人和女人们濒临崩溃。就像古犹太人一样，这些吕大的人民走向流亡。
看着这支队伍，军团指挥官会感到内疚吗？没有内疚，没有怜悯，他在磁带里这样说到。随即，他把话题从人性体验转到全局的战略背景上。“特本金支持驱逐阿拉伯人，”他告诉我道，“特本金看得十分清楚。他所处的职位并不能下达特殊命令，但他对帕马奇总部做出了宏观指示：战争为解决阿拉伯问题提供了一次性的机会。亚伦同样也这样认为，是时候让他们离开这里了，他们必须离开。亚伦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但他说阿拉伯人绝不能留在这儿，否则，这里将不能被称为一个国家。”当亚伦委任这位军团指挥官时，他明确地告诉他：你所战斗之处，不应该留下阿拉伯人。于是，这样的情形出现在提比利亚和塞菲德，出现在加利利的村庄，出现在吕大山谷的村庄里——伊拉巴、达尼亚尔、基姆祖、达哈里亚和哈迪萨。“只有吕大城出现了混乱，因为这座城市规模庞大，东边又有军队围城，战斗一旦打响，这些阿拉伯人没办法逃离。”
这支队伍产生的原因来自一个早先制订的驱逐计划或者一份公开的驱逐令吗？“不，不，”受惊的军团指挥官答道，“拉尔拉行动是由以色列国家直接指挥的。在1948年7月，戴维·本·古里安已经是这个主权国家的总理。进攻吕大的部队正是新诞生的以色列国防军的军队。大灭绝是这起事件的背景。本·古里安总理没有指示以色列国防军清除阿拉伯人，深谋远虑的亚伦也没有这样做。亚伦清楚地知道本·古里安没有下达驱逐令。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能驱逐人民。但是，本·古里安和亚伦都认识到，绝不能允许一个阿拉伯人的吕大城依旧矗立在国际机场旁边，矗立在距离特拉维夫不远的地方。如果我们允许它保留，我们将不会胜利，也会丧失国家的意义。本·古里安和亚伦之间也许有过口头交流，但没有下达书面命令。”
亚伦和军团指挥官同样没有下达驱逐令。但军团指挥官在帕马奇接受的训练使任何命令都显得多余。他知道自己必须做的事，即使没有任何人告诉他。于是，当约旦装甲车开进吕大城时，至少，还有一个借口，事实就是这样：约旦人的大军向以色列中部进发，从东部袭击了吕大。第三军团遭受了内外夹击的压力。吕大拥有大量人口，又有相当多的约旦军队在吕大东部集结。于是，当吕大的阿拉伯人向军政府首长询问他们是否可以离开，告诉他们向着阿拉伯军队行进就有了战略意义。“这是一个有利的结果，”军团指挥官说，“百分之百奏效，从吕大城撤离的平民队伍让阿拉伯的军队只能东进。这样一来，不费一枪一炮便扫平了大片土地。”
“军官也是人，”军团指挥官说，“而作为一个人，你此时突然面对一个分岔口。一边是青年运动，青年村，以及莱曼医生留下的宝贵遗产；另一边则是吕大城中的残酷现实。你惊讶于自己所惊讶的。你这么多年的训练就是为了这一天，你准备了那些村庄的档案文件，你被告知不可避免的一场战争正在迫近，你被告知这些阿拉伯人必须离开。但即使这样，你还是震惊了。在吕大，战争就像它本身那样残酷，充满杀戮，劫掠，愤怒和复仇的感情。然后，那支队伍走过来了。尽管你强大、训练有素又适应力强，但在某种程度上你仍然感到精神崩塌。你感到你所接受的一切人文教育都在崩溃。你看看那些犹太士兵，再看看这行进中的阿拉伯人，然后，感到一种沉重
的、深沉的悲伤。你感到就像正面对什么无限的东西，你根本无法处理，甚至都不能伸手握住。”
布尔多瑟记不得那支队伍，因为他朝小清真寺射出反坦克炮弹后就受伤了。他失去了意识，被送到医院。几天后苏醒过来，他的战友们过来告诉他，他做得很对，他杀死了70个阿拉伯人。他们这样说，是出于看到他负伤流血的愤怒，他们当时还冲进了小清真寺里，用全自动火力的枪械向幸存的伤者扫射，然后闯入附近的民居扫射他们能找到的任何一个人。晚上，他们被命令清理小清真寺，移出寺里的70具尸体并安葬他们。于是，他们带来另外8个阿拉伯人，命他们挖掘葬坑，然后又射杀了他们，把这8个人同那70具尸体埋在一处。因为，自小清真寺的枪击事件后，他们不再犹豫彷徨，而是强硬如钉。“这些家伙放弃了高尚的举止，”布尔多瑟道，“他们知道该做什么，并且去做。而他们所做的，与驱逐吕大人民并将他们赶出犹太国家边界的决定相一致。”
来自受训组的一个小伙子清楚地记得那支队伍。他记得，上午小清真寺大屠杀过后，他们连队的任务就是清理小清真寺的东区。他记起一份明示的驱逐文告，指示驱逐阿拉伯人，要把他们赶出城，驱逐所有的阿拉伯人。这名理想主义的第三军团士兵，穿行在吕大的现代街区，沿着笔直的街道挨家挨户地用阿拉伯语叫喊：“Yallah，Yallah.”（快走，快走。）他们向天空鸣枪，恐吓并催促吕大新兴中产阶级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家庭。这些富裕的阿拉伯人惊慌地召集孩子，带着他们的驴、马以及财物，在酷热的天气里走向城郊，踏上通往贝谢门的马路。
其他小伙子记得的要少一些。他们对吕大的记忆并不是很清晰。他们记不得在那关键性的几个小时里他们在做什么。那7月里的三天时光，他们能回忆起来的，只是一些零散的图像：一个被占领的城市，紧闭的窗户，白旗，大清真寺里拥挤的人群，小清真寺响起的枪声，半小时的炼狱，之后便是死一般的寂静。然后便是在寂静中，被击败的阿拉伯人排成沉默的队伍，他们的手举向天空示意乞降。于是现在，年轻的士兵可以骑着抢来的自行车满大街乱逛，闯进吕大的奢侈品商店，带走照相机、留声机、收音机、地毯、水烟以及精美的铜器。他们没收了卡车、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以及柑橘园，以供未来的基布兹建设之用。还有供未来的基布兹驱使的巴士，他们在里面装满了吕大各式各样的商品。这时，在一个无法解释的暂停之后，我所采访的这些男人注意到了那支队伍。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当他们描述那支由老人、妇女和孩子组成的队伍，以及这些人遗弃再也搬不动的日用品所留下的长长的痕迹时，他们的声音听起来依然是那样令人震惊。一袋袋的面粉、白糖、小麦、自行车、褥子、孩子们的玩具、衣服、鞋子。
古特曼同样记得这支队伍。他爬下了尖塔，走在这些行进者之间，这位军政府首长心绪翻涌。他扪心自问，他鼓励军团的士兵向吕大的民居开火是不是做错了，会不会还有其他的方式来避免已经发生的一切。然后，他沉默地自答，如果不这样做，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将可能覆灭。他看着这些行进中的男男女女，他震撼地发现他们脸上的表情是无动于衷的，即便他们现在丧失了主权，丧失了尊严。他难以理解，一个城市、一种文明，竟能就这样被摧毁。在城镇外，军政府首长看到数百名，甚至数千名的民众围着一口井汲水，缓解7月的干渴。一个人跌落到井里，另一个人在惊慌中被踩踏致死。他看到骚乱的人群中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正跪着生产。他看到一个男孩迷路
了，他的母亲大喊着寻找走失的孩子。他看到士兵们强迫队伍中的人上缴现金、手表和珠宝。他制止了这些士兵。他看到在两排武装的犹太士兵之间，数目如此庞大的巴勒斯坦人如何离开了城市，排成一支长队。队伍变得越来越长，走出了吕大城，穿越了吕大山谷，经过了贝谢门可爱的犹太复国主义青年村。
对这支队伍记忆最完整的要数奥特曼·阿布·哈曼德。他的祖父曾在阿提德工厂同犹太人一起工作，并帮助犹太人种植了橄榄林。他的父亲曾经为青年村供应蔬菜，待莱曼医生如朋友，并陪同他在吕大注射霍乱疫苗。他自己则在童年时期经常地拜访贝谢门的青年村。他热爱着那里的现代化牛棚和游泳池，以及穿着卡其布短裤、露出晒黑美腿的姑娘们。
7月11日的晚上，犹太士兵突然地出现在附近。安装在吉普车上的大喇叭叫喊着，命令所有的男人都进入大清真寺。奥特曼跟随他的父亲走出来，加入到街上成千上万的人群中。清真寺里闷热而拥挤，没有地方坐卧。奥特曼吓坏了。他哭着，泪水把自己打湿。当小清真寺大屠杀的一些消息传来，人们更加恐惧。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这些犹太人还能做出什么事情。他的父亲合上他的眼睛祷告。奥特曼感到极度的恐惧。但第二天，噩梦般的36小时后，犹太人似乎与政要们达成了一致。最终这些阿拉伯人被允许走出清真寺。尽管奥特曼的父亲注意到，小清真寺受害者葬坑的疏松土壤，但他相信，生活现在将回归到正常轨迹。
当他们回到家里，母亲欢迎他们，就好像他们死后复活一样。几分钟后，有人敲门。两个士兵站在那儿，大声叫嚷道：“Yallah，Yallah。收拾你们的东西，赶紧离开！去阿卜杜拉国王（King Abdullah）那儿，去约旦！”父亲从口袋里取出一封希伯来语书写的信件，在信中莱曼医生为他正派的阿拉伯朋友做担保，希望这位贝谢门的朋友不要受到伤害。但大胡子的士兵一点都不在意。他把信一丢，用他的枪口抵着父亲的胸口，说道：“如果你不马上滚蛋，我就开枪。快滚去阿卜杜拉那里。”
母亲哭起来，她以为父亲就要被开枪打死。而父亲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陷入了震惊中。他低着头，叫母亲赶紧收拾所有能带走的东西。然后去召集祖母、三个姑姑，和他的两个儿子。在两名犹太士兵的枪口下，阿布·哈曼德家族匆忙地收拾行李：面粉、大米、白糖、珠宝、床褥。他们将行李装上马车，又帮助半瞎的祖母跨上驴子。最令奥特曼感到耻辱的，就是在吕大市郊的检查站，那些士兵对女人进行搜身。一个士兵拿走了奥特曼身上的现金，另一个取走了他的手表。犹太士兵的黄麻袋里，迅速地装填着项链、耳环、银器和金器。而女人们（不论老少）所遭受的羞辱证实了他们所有人现在是多么屈辱。
奥特曼牵着马的缰绳，他的父亲在后面推着马车。道路非常狭窄，拥挤得令人不堪忍受。孩子们大声叫嚷，女人在尖叫，男人们在流泪。有人说一个母亲丢失了她的男婴，又有人说一个母亲遗弃了她的女婴。一辆犹太人的吉普车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车上的士兵吹响了号角，催促人们向前，向前。犹太士兵在他们头顶上鸣枪。不能停步，不能往回走，不能向后看。
在匆忙中，人们急于携带面粉和大米，而不是水。所以，现在没有水，而酷热令人难以忍受。镇外，一个人跌落到井里，当他被拉上来时，人们吸吮他的湿衣服。人们吸吮野地里找到的西瓜，茄子，任何含有水分的东西，只要能暂时缓解他们兽性的干渴。大部分女人都穿着传统的黑色长袍，头上顶着麻袋。一些男人穿着传统的阿拉伯长袍，一些穿着优质的欧式西服。时不时有家庭退出队伍，在路边停下来——埋葬因酷热而夭折的婴孩，向因疲劳而倒下的老祖母做最后告别。不一会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一个母亲把她哭号的婴儿丢弃在树下。奥特曼的堂姐把她的孩子遗弃在另一棵树下——她再也受不了一周大的婴儿发出的饥饿的哭号。但奥特曼的父亲命令她回去树下把孩子带回来。尽管，父亲也是绝望的。他看起来都快失去理智。他一边推着沉重的马车，一边诅咒犹太人，诅咒阿拉伯人，诅咒上帝。
在距离贝谢门不远的地方，发生了一起意外。一群穿着制服的犹太人站在两辆指挥车旁，其中一个人大声叫着父亲的名字。父亲抬起眼皮，走向那位指挥官。贝谢门的毕业生，以及贝谢门的蔬菜供应商，面对面地站在夏季的田野里，两人沉默无言。最后，那位指挥官说父亲可以留下。父亲说如果他留下，他将被视为叛徒，会被处死。指挥官返回指挥车，带下一罐子的水，搬至父亲的马车上。指挥官看着父亲把水喂给他的母亲，他的妻子，他的弟媳，他的儿子；看着父亲拉着他的家族马车，重新加入难民队伍，一直向东……
伊朗核角力：以色列是最大的输家
伊朗的核挑战有一个美国背景。从伊拉克撤军之后，美国在中东的操控力量被认为是减弱的。随着阿拉伯民族的觉醒，美国失去了一些古老的阿拉伯联盟，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正在减弱。一旦华盛顿在与德黑兰的战略对抗中败北，它将可能失去中东对美国的尊重。一个核化的伊朗将成为世界一块重要区域的主导力量，并且将带动这块区域对抗美利坚帝国。
伊朗的战略目标不是快速地建造一枚核弹，而是安全地建造出一枚核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工程有那么多迹象可循：他们在布什尔建造了一个核反应堆，在阿拉克建造了一个核反应堆，在帕尔钦建起一个军事基地，在纳坦兹兴建铀浓缩设施，在福尔道兴建了一个地下燃料库。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尝试在国际合法性的庇护下进行大部分的工作。他们小心地不被当场抓获，不留下确凿的证据。他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避免挑衅到西方，以免激怒西方，刺激他们采取措施。就在亚德林于2006年1月被任命领导以色列情报机构时，伊朗开始在纳坦兹提炼浓缩铀。他们先获得了几台离心机，然后是几十台、几百台。在2007年初，他们还只有1000台离心机。到2013年，他们拥有的离心机超过了15000台，其中有一些是非常尖端的产品。因此，伊朗的浓缩铀产量从2008年初的区区50公斤增长到2013年中旬的7000公斤。尽管国际社会（虚弱地）提出了抗议，并实施了（有限的）强制制裁，但伊朗人耐心而顽强地向他们的目标进军。在以色列国防军13层的宽敞的办公室里，亚德林将军所监控到的情况就是，伊朗人愚弄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愚弄了联合国，愚弄了西方列强，越来越接近他们觊觎的原子弹。
以色列回应伊朗的时候已经晚了。2002年，沙伦总理要求摩萨德局长达甘化解伊朗的核威胁。摩萨德收到了大笔的资金，并执行了一系列的惊险行动，包括了网络攻击和对核能专家的暗杀，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战略成果。然而，达甘的正常的自信心态变成了傲慢。在2005年，他向同事和上级承诺，伊朗不可能旋转起哪怕一台离心机。然而两年后，当超过1000台的离心机在纳坦兹旋转起来时，以色列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开始担忧达甘的方式将把以色列引向一个死胡同。当外交交涉和制裁措施尚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除了考虑军事行动，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情报机构头目亚德林、空军指挥官埃沙基德、副总参谋长哈雷尔都坚持以色列必须准备一个可靠的、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参谋长阿什克纳齐命令空军去规划一个行动计划。情报开始被收集分析，飞行员开始接受训练。
2007年11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NIE）代表美国16家情报机构的共同观点提出：尚未有任何确凿证据表明伊朗确实在尝试发展核武器。当亚德林与他的美国同行在罗马会面后，他明白了这份令人惊异的报告诞生的原因：以伊拉克战争的创伤为前提，以白宫操纵的错误情报为基础，美国情报界决心阻止总统乔治·W.布什突兀地对伊朗采取行动，阻止美国卷入与第三个伊斯兰国家的第三场战争。但是当亚德林返回特拉维夫，与他的参谋们对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报告进行评估和再评估时，他们得出结论：美国这份报告站不住脚。摩萨德和军事情报机构的四支不同的分析团队宣称，伊朗正在发展军事化的核力量，而美国人严重低估了伊朗核计划的操控水平。
孤立伊朗是非常困难的。法国和英国是仅有的两个真正了解伊朗的国家。与此同时，俄罗斯和印度都与伊朗有合作。欧洲的很多国家仍然在与伊朗有贸易往来。而美国身陷战争，对伊朗分身乏术。甚至在以色列内部，领导集团也没有对伊朗投入过多关注。人们普遍地认为达甘可以阻挠伊朗的核工程。当伊朗的离心机成倍增加、伊朗的铀成堆地生产出来时，以色列正在呼呼大睡。一些非以色列的资料表明，即便是沙基德和亚德林的军事行动也正变得不为人重视。
直到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执政。2009年4月，他带来全新的应对伊朗的方式。现在的犹太人民有了一个国家，有了一支军队，有了技术力量。他们将用尽一切力量防止特拉维夫变成广岛。
这位新总理在对抗伊朗方面做出的伟大贡献就在于认知觉醒。与他的前任们不同，内塔尼亚胡了解伊朗，深入探究伊朗，几乎是完全地关注伊朗。从他就职的第一天起，他就知道，他的人生使命就是阻止伊朗走向核化。为了阻止伊朗，他与工党的巴拉克组建起一个奇异的联合政府，并任命巴拉克为国防部长。为了阻止伊朗，他调拨了巨额的资金，并分配给情报收集和空军建设，同时保持与西方领导人的坦诚的对话。为了阻止伊朗，他规划了一套高效率的以色列军事行动计划，并时刻准备启动该计划。以色列国防军整装就绪，美国变得越来越担忧。2009年、2010年、2011年里有好几次，以色列表现得就像要攻击的样子。看起来中东战争一触即发，不论是华盛顿还是以色列都十分紧张。
阿莫斯·亚德林和他的将军们并不清楚内塔尼亚胡是不是真的打算发动一场袭击，或者他们只是在玩一局前所未有的战略游戏。因此，这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对他的上级进行了一个测试：他要求他们拨付特殊资金和授权特殊的情报收集权力，所需的这些都是在谋划一场真正的袭击过程中才会需要的。巴拉克驳回了要求，但内塔尼亚胡批准了。于是这位以色列国防军的最高情报官员得出结论：也许国防部长有自己的秘密议程，但总理却是玩真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是真的相信犹太民族命悬一线。
华盛顿方面得出了类似的结论。2009年都浪费在毫无意义的接触政策上，2010年都浪费在强迫联合国实施制裁的失败尝试上。但是在2011年，一个绝望的以色列下了一步棋，令人忧虑，以致促使鸽派的奥巴马政府采取了非鸽派的措施。奥巴马首先批准了对伊朗的网络战，然后，在协调好欧洲人以后，他开始对伊朗实施单方面的制裁；最终，他命令五角大楼为有效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然而，当以色列的军事选择被证明是一个政治上的成功时，以色列内部却乱套了。达甘拒绝承认付出宝贵时间的秘密行动和网络战没有达成击败伊朗的战略目标。随着以色列内部的辩论逐渐失控，各种各样的灾难预言传播开来。鸽派认为以色列无缘无故地发动突袭将危及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导致一场区域战争，引发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上千人甚至上万人将因此丧生。而鹰派则坚称，现在的不作为将导致中东地区多元化的核体系的建立，将导致整个地区走向激进，卷入无休止的常规战争中，特拉维夫将很可能遭到原子弹的袭击。而亚德林尝试走第三条路。一方面，他赞同以色列的轰炸将阻止伊朗的核弹是合理的战略构想，并且不会导致末日战争降临。他相信以色列的军事选择是有效的，并且不论是以色列还是西方国家，都足以承受必须付出的小小代价。如果以色列回避采取行动仅仅是因为几百颗伊朗导弹和几千个真主党的火箭弹，以色列将没有权力也没有办法继续生存。另一方面，亚德林认为，在没有获得国际合法性和美国支持的情况下，以色列的轰炸是毫无意义的。如果美国拒绝辅之以制裁，只需两年时间就会付出极其昂贵的代价。亚德林宣称，挑战并不在于军事行动本身，而在于采取行动后的十年。他敦促内塔尼亚胡总理不要与奥巴马总统争执，而是与之建立一个亲密的战略同盟。
内塔尼亚胡无视亚德林的建议。他不仅没有以占领区的让步换取奥巴马的支持和以色列国际地位的改善，而且他激怒了奥巴马。他使以色列陷入半遗弃状态。无论是在以色列国内还是国外，内塔尼亚胡都没有为其宏伟的军事行动建立起合法性的外衣。在2012年的夏天，内塔尼亚胡被指控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到了秋天，事实已经很明显，他已经错过了时机，也失去了曾经拥有的政治影响力。
2012年9月，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红线演讲”（red-line speech），号召国际社会在伊朗的核计划进入最后阶段之前采取行动，这实际上是一个表示让步的发言。在意识到他没有能力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发动袭击后，他将关键点挪后到2013年至2014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将以色列的命运交到了奥巴马总统的手里。但亚德林告诉我，在这次重要演讲之后，情况已经恶化了。伊朗发动“突围”（breakout），发动核弹袭击的时间，从6个月缩减到不到3个月，很快又缩减到一个月。亚德林说，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伊朗人已经越过了内塔尼亚胡的“红线”。他们正在接近目标，而以色列已经没有能力去阻止。不久以后，他们将抵达目标，届时，即使是美国也会发觉自己很难阻止他们。揭晓真相的时候到了，如果西方还不赶快清醒，如果美国还不下定决心，以色列将很快面对最戏剧化的十字路口。它将被迫做出选择：是轰炸，还是被轰炸。
然而第二任期内的奥巴马政府优柔寡断，伊朗也许已经占据了上风。
对伊朗的决议，也许是在当今这个时代以色列所做过的最艰难的决定。在某种意义上，它仿效了迪莫纳（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色列秘密推进的核工程）的决议。无论是迪莫纳还是伊朗，所承担的风险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无论是迪莫纳还是伊朗，所需要的都是无畏、责任和狡猾。以色列必须与西方势力合作，但也同样必须经得住它们的压力。面临一场不同寻常的挑战，国家必须动员它的全部资源和技能，由一个成熟的领导集团支持并推动找到一个不同寻常的解决办法。因此，当我坐在亚德林身边的时候，我想起了在那些艰难的年代运营迪莫纳的工程师。当建造迪莫纳时，年轻的以色列有着堪称典范的行为举止，但面对纳坦兹和福尔多时，中年的以色列步履蹒跚，摇摇欲坠。
亚德林带着苦笑，再现了他任期时的那段令人沮丧的时光。在亚德林任期的第一年，每个人都相信达甘会解决掉伊朗问题，而亚德林将宝贵的军事资源和情报资源花在当前对伊朗的斗争上。在亚德林任期的第二年，情报和军事能力都有显著提高，但叙利亚的核反应堆转移了人们对伊朗的注意力，美国的NIE报告又搅了浑水。在亚德林任期的第三年，他已经手握对伊朗的充分情报，但此时在纳坦兹，伊朗人已经转入到秘密地下工作状态，已经建造了福尔多浓缩铀工厂，已经跨上了以色列先前定义的不归路。在亚德林任期的第四年，内塔尼亚胡再次启动了阻止伊朗的战斗，但不久就证明，亚德林和达甘所指望的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网络战作用非常有限。在亚德林任期的第五年，仍然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说服国际社会果断采取行动，而以色列国内的辩论逐渐变得越来越丑恶。但是在亚德林退休后的几年里——2011年至2013年——他多年的努力终于开始结出果实。美国人和欧洲人最终对伊朗实施了强制制裁，但这已经太迟了……
内塔尼亚胡的行事并不像丘吉尔。他没有与他的人民分享他对现实的敏锐觉察，也没有使他的国家准备好应对一个终极考验。尽管他正确地看待了伊朗的挑战，尽管他是一个富有天赋和战略眼光的战略高手，他并没设计出他理应完成的宏图。在他的领导下，人们认为真正威胁世界和平的是耶路撒冷，而不是伊朗。因为他的个人行为，在以色列内阁、以色列军方、以色列人民以及世界之间，横亘着难以想象的‘鸿沟’……
伊朗核危机没有解决，它只是简单地被推迟了。在巴勒斯坦战线重新燃起战意之后，在以色列陷入激烈的竞选之后，原本应该在2012年年底做出的决定被推迟后。这给以色列的未来笼罩了一片浓重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