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的历史评价之所以争议繁多，原因之一在于他涉足的地域不同寻常。劳伦斯是促使现代中东诞生的一些最关键事件的目击者和参与者。而关于中东的哪怕是最简单的论断也会被抽丝剥茧地解剖、分析和争论不休。在关于该地区无数裂痕的根源的无休止的争论中，各方按照政治的需要，对劳伦斯或不吝溢美之词，或嘲弄羞辱，或奉为至圣，或妖魔化，或者甚至将他贬抑为历史的一个小小脚注。
劳伦斯还是个性格独特的人。他是个特别喜好独处的孤僻之人，似乎一定要为难那些希望了解他的人。他究竟是个天生的领袖，还是江湖骗子？他是个不知恐惧为何物的勇士，还是道德上的懦夫、战场上的胆小鬼？在所有传记家挥毫泼墨之前，劳伦斯自己已经将这些互相矛盾的特质——还有很多其他特质——加到了自己身上。另外，他还很顽皮，在讲故事的时候喜欢嘲讽那些相信和坚持要求知道“真相”的人。白金汉宫发生的事情就很能说明问题。在后来的岁月中，劳伦斯对在宫廷舞厅内发生的事情做了多次描述，每一次都和其他的记述有细微差别，与目击者的回忆的差别甚至更大。劳伦斯似乎走在大多数人前面，接受了现代历史观：历史是可塑的，人们愿意相信什么是真相，什么就是真相。
这些矛盾之处往往促使研究劳伦斯的作家们陷入吹毛求疵、晦涩难懂的争吵，有的人试图败坏他的名誉，有的人力图捍卫他的令名。他真的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在49小时内穿越了某个沙漠，还是少说了一天多的时间？他在某战役中真的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或者其实某英国军官或某阿拉伯酋长的功绩更大？还有一些论战者非要搞清楚，他究竟是为怎样的意识形态目标服务。这真是够无聊的。劳伦斯是犹太民族的伟大捍卫者，还是疯疯癫癫的反犹主义者？他是为阿拉伯独立事业而奋斗的开明、进步人士，还是私底下的帝国主义者？劳伦斯身后留下了大量的文字作品，而且他一生中的观点前后变化极大，所以人们对他的几乎所有赞誉和指控都能从他自己的作品中找到支持的证据，也能找到反驳的理由。
这些争论除了枯燥无味之外，主要的罪过在于，它们模糊了劳伦斯的故事中最引人入胜的谜题：他是怎么做到的？不曾接受过一天军事训练、极度羞涩的牛津大学考古学家究竟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了统领一支外国革命军的野战指挥官？又是如何变成政治战略大师，睿智地预言了中东未来的很多灾难？
答案很简单，简单到或许会让大家失望：劳伦斯之所以能够成为“阿拉伯的劳伦斯”，是因为没有人关注他所在的战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事十分宏大惨烈，而中东只是个次要战区。而在中东战场，劳伦斯参加的阿拉伯起义，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插曲的插曲”。从消耗的生命、金钱和物资，以及帝王将相们的重大会议花费的数千个小时来看，欧洲各帝国运筹帷幄的统帅们对比利时的未来地位，比对贫困而遥远的中东要关心得多。因此，在英国军方高层看来，如果一个基本上是自行决断的年轻的陆军军官能够把乖僻而难以驾驭的阿拉伯诸部落团结起来去骚扰土耳其人，何乐而不为呢？当然，不久之后，阿拉伯起义和中东对全世界其他地区的意义就变得极其重大。但在当时，不会有人考虑到甚至想象到这种可能性。
但故事还不止这么多。因为，不只是英国的战略家对中东局势不重视，其他的主要参战国也是如此。所以，这些国家同样只是将从更重要的战区拼凑出来的军事力量投入到中东，把情报搜集、煽动叛乱和缔结盟约的任务委派给了像劳伦斯一样缺乏军事经验或者半路参军的外行。
和劳伦斯一样，他的对手们也往往是毛头小伙，不曾接受过自己的任务所要求的训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行动，受到的上级监管很少。和他们更出名的英国同行一样，他们也利用了自己非常规的极大行动自由，将自己的很多个性特征——聪慧、勇敢、欺骗的天分——发挥得淋漓尽致，既缔造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历史的轨道。
其中有一位20多岁的美国名门望族之后（但家道已经中落），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东的唯一一位美国一线情报军官。尽管当时他还是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雇员，但将会给美国的战后中东政策带来极大影响。有一位年轻的德国古典学家，以阿拉伯长袍为伪装，寻求煽动一场反对西方殖民国家的伊斯兰圣战。他的“以革命为战争手段”的理念被一直承袭到纳粹时期。还有一位犹太科学家，打着为奥斯曼政府效力的幌子，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反奥斯曼间谍网，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这些人在今天已经几乎默默无闻，但和他们的英国同行有一个共同点。和劳伦斯一样，他们不是在中东地图上运筹帷幄的高级将领，也不是划定战后各国版图的高龄政治家。但是，他们扮演的角色可能更为意义深远：是他们在前线的实践，使得将帅们构想的作战计划得以水到渠成，是他们使得政治家们设计的战后政策和边界成为可能。历史始终是集体努力的结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历史的舞台上有几百万演员。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四个人的复杂的秘密游戏，以及他们隐藏在内心的忠诚和私人仇隙，缔造了现代中东，也成就了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