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具体思维”做各种选择的首要标准，是道德。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世代定居的传统中国社区本质上是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做事不是靠 商业和法治，而是靠道德和礼治。在这个体系中出了案子，首先关乎的是名声和面子，而不是利益。乡绅会"先照例认为这是件全村的丑事"："这简直是丢我们村 子里脸的事！你们还不认了错，回家去。"费孝通说乡土中国的最高理想是"无讼"，就好像足球比赛中每个人都能自觉遵守双方的规则，而犯规的代价不单是被 罚，更是整个球队和指导员的耻辱。
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的首要技能的不是数学计算，而是分辨善恶美丑。也许这就是文人思维的起源：针对每个特定动作的美学评价。有时候他们管这种评价叫"价值观"，但所谓价值观无非就是给人和事贴或好或坏的标签。文人把弘扬真善美和鞭挞假恶丑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低端文人研究道德，高端文人研究美感。他们的原始本能使他们热爱大自然，他们赞美花、赞美蓝天、赞美山水、赞美健康的动物和异性。这些赞美会演化成艺术。可是只有刚接触艺术的人才喜欢令人愉快的东西，审美观成熟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就觉得快乐是一种肤浅的感觉，改为欣赏愁苦了。人类历史上大多数人很难接触到什么艺术，而现代社会却能让艺术普及，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统计表明过去几十年流行歌曲的趋势是感情越来越忧伤和含糊。所以美学是不可能客观的，每个人都在鄙视别人低端审美观和被别人鄙视，我们在审美观的鄙视链上不断移动。文人有时候研究病态美、悲壮美、失败美等等，也许更高境界则追求各种变态美。但本质上，他们研究美。
文人对事物的议论是感叹式的。有时候他们赞美，有时候他们唾弃；有时候他们悲愤，有时候他们呼吁。他们说来说去都是这个XXX怎么这么YYY啊！
他们有时候把自己的价值判断称为"常识"，因为这些判断本来就是从人的原始思维本能而来。 然而现代社会产生了另一种思维，却是"反常识"的。
现代社会与古代最大的不同，是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除了工作和休息，我们还要娱乐和社交、学习和发展、以及随时对遥远的公众事务发表意见。我们的每 一个决定都可能以一种不直截了当的方式影响他人，然后再影响自己。面对这种复杂局面，最基本的一个思想，就是好东西虽然多，你却不能都要。
你想用下班时间读书，就不能用同样的时间看电影。你不能又读书又看电影又加班又饭局，还有时间辅导孩子学习。距离工作地点近的房子通常更贵，你不能要求这 个房子又大又便宜又方便。长得帅的未必挣钱多，挣钱多的很可能没那么多时间陪你。我们不得不在生活中做出各种取舍，而很多烦恼恰恰来自不愿意或者不知道取 舍。古人很少有这样的烦恼，他们能有一个选择就已经高兴的不得了了。
取舍这种思维，英文有一个可能更形神兼备的词：“tradeoff”。两个好东西我不可能都要，那么我愿意牺牲（off）一点这个，来换取（trade）一点 那个。“Tradeoff”是“理工科思维”的起源。讨价还价一番达成交易，这对文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无语的情境！既不美也不丑，既不值得歌颂也不值得唾弃。斤 斤计较地得到一个既谈不上实现了梦想也谈不上是悲剧的结果，完全不文艺。所以文人不研究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