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布鲁玛，这位“新世界主义”的代表人物，冷战结束后涌现出的新的全球经验书写浪潮中的明星，在《罪孽与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一书中，他延续了其从细节入手，通过捕捉那些容易被大多数人所忽视的稍纵即逝的时代情绪，将个人游记、新闻报道、文学批评、对话访谈、政治分析无缝隙地融合到一起，进而反映出话题全貌，检验明晰自己观点的写作风格，对德国与日本在战后为何会在“应对”自身所犯下的战争罪行以及怎样继承历史记忆等问题上，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与心理，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作者开篇即连连发问：“为什么在对战争的看法上，德国人的集体记忆和日本人如此不同？是文化原因，还是政治因素？答案是从战后，还是从战争本身来找寻？或许德国人更有理由哀悼过去？是不是因为日本人有亚洲人的‘耻文化’，而德国人则属于基督教的‘罪文化’？”作为曾经在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中饱受蹂躏和摧残的中国人，这些问题何尝不是我们心中的疑问，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德国人能够积极悔罪，并重新赢得世界各国的尊重与信任，而日本人却一直对历史装聋作哑，甚至歪曲抵赖，使二战成为亚洲邻国和日本之间永远解不开的“心结”？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一起到伊恩·布鲁玛的书中寻找答案。
作者在前言部分就点明了自己的看法和答案，即德国和日本在历史记忆上的差异更多源自政治因素，而非文化，备受追捧的“文化差异绝对论”不仅大谬不然，而且十分危险。接下来作者分别从政体重建的差别、国民的政治成熟度，民族主义的影响以及受害者心理几个方面对德国和日本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比较，为自己的观点寻找依据。由于篇幅所限，小编不能对作者细致的史料分析和敏锐的观察思考一一罗列，只能披沙拣金，对作者在以上几个方面的阐述做简要介绍，以期达到见微知著的效果。
政体重建的差别
政体重建的差别无疑是影响德日战后差别的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战后德国的政体重建很大程度上是德国人自己主导的，德国法学家起草了《德国基本法》，同时德国人也很快摆脱了盟军的军事占领，自己掌管了本国防务。相较之下，日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美国人一手主导了日本的战后重建，炮制了“和平宪法”，剥夺了日本的自卫权，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军事占领至今仍未结束。战后，曾经在纳粹德国时期掌握国家政权的那些政治流氓，随着希特勒的覆灭而被连根拔起，反观日本，除了惩治了几位海陆军将领以外，掌握国家政权的大抵还是战时的同一批官僚和精英，尤其是天皇这顶最大的“神轿”更是完好无损。
国民的政治成熟度
战后的德国积极推行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进入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全国上下一改之前对过去闭口不谈的做法，开展了广泛而积极的宪政讨论，力推“宪政爱国”思想，无论是电视、广播等主流媒体还是学生们的课堂内外教育，对于战争罪行和历史记忆不仅毫不回避，反而采取热烈讨论和直接面对的态度，在思想和文化上都与纳粹时代进行了彻底切割。反观日本社会，“却充斥着沉默的大多数和糊涂的大多数”。选举体制被人操纵，腐朽的保守党派长达四十几年独揽大权，屡次修改历史教科书，抑制左派人士的发声，日本政府希望把国民隔绝在二战的侵略历史之外，人为地制造了国民的政治幼稚，日本虽然成为了经济上的巨人，却也沦为了政治上的侏儒。
民族主义的影响
战前德国和日本都充斥着浪漫民族主义思潮，这种虚妄和危险的思想最终酝酿出了纳粹和军国主义政权，将人类拖入了战争的深渊。但是战后，德国选择用宪法来构建自己的国族认同，这是一种自由的爱国主义，它“意味着斩断和过去、和‘文化民族’的联系”，进行文化重塑，让歌德、贝多芬、康德重新成为德国文化的核心。相比之下，日本则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恋旧。天皇崇拜者、历史修正主义者和追求日本独特性的浪漫主义者比比皆是，日本人痛恨美国人在战后夺走了他们的认同感、自豪和雄风，甚至愚蠢地认为只有民族主义才能让日本人重新找回丧失的民族身份认同。
“受害者”心理
德国在战后的悔罪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的承认和赞许，奥斯维辛既是德国“民族心理上的一块污点”，同时也成为了拷问每个德国人良心的十字架，对于绝大多数德国人来说奥斯维辛已经“内化于心”，他们渴望悔悟和认罪，用作者采访的一位以色列人迈克尔的话说：“我相信，如果你给德国人做心电图测试，随便谁，老少都行，你会发现，一提到犹太人，对方的肾上腺激素水平就会猛增。”反观日本人的表现，就耐人寻味得多了。日本人消除了自己作为对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加害者”的记忆，选择了用“受害者”记忆代替，而这份所谓的“受害者”记忆就是广岛和长崎的原爆。至于南京大暑杀，以及二战中日本在其他亚洲邻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用历史学家家永三郎的话说：“不过是战场上人面临生存的终极选择，只有奥斯维辛毒气室和美国投下的原子弹，才是理性暴行的经典案例”。
看到这里，不知道你心中的疑问得到解答了吗，至少小编我觉得还不过瘾，因为书中还有更多精彩的分析和犀利的观点是你绝对不能错过的，所以赶快去书中寻找你自己的答案吧。
最后小编想说的是，战争虽已远去，但记忆从未走远，它时刻提醒着我们历史的沉重和和平的可贵。最后把里夏德·冯·魏茨泽克的话送给那些拒绝反省历史和缺乏正确历史观的人，“任何对过去视而不见的人对现在也一样盲目。不论是谁，只要他拒绝铭记过去的惨无人道，就存在染上新疾的风险。”
作者简介
伊恩·布鲁玛，生于荷兰海牙，曾于莱登大学攻读中国文学和历史，后专注于研究日本。在东京生活六年，香港生活七年，游历亚洲各地，为包括“纽约时报”、 “新闻周刊”在内的多家西方报刊撰写关于亚洲的政治和文化评论。曾任教于哈佛、普林斯顿等大学，现为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研究所和牛津圣安东尼学院的院士。出版的著作有：《面具背后》（1984)、 《罪行的报应：德国和日本对战争的回忆》(1994)、 《传教士和浪荡子：东方和西方的爱与战争》(2000)、《他们为什么恨日本》(2006)等。他的大部分著作聚焦于亚洲文化，特别是20世纪的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