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全球化时,常想到大航海时代的欧洲列强,却鲜少提及同时期的中国。300年前的康熙年间,清朝并非封闭的“天朝”,而是通过一封特殊的“国际邮件”——红票,悄然融入了全球化进程之中。这背后,隐藏着怎样一段被忽视的东西方交流史?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孙立天著
商务印书馆
馆藏地:首图.B座六层社会科学文献、中文库本书库(4),城图.社会科学图书借阅
索书号:B979.2 /249
这本装帧精美的著作,不仅收录了红票的高清全彩复刻,更通过故宫档案、传教士日记等一手资料,还原了那个充满可能性的康熙时代。正如编辑推荐语所说:“这是一封穿越300年的邀请函,邀请我们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相遇。”
一、康熙的“国际邮件”
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份特殊的文物引发了学界轰动——一张长93厘米、宽39厘米的朱红色谕令,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汉文、满文和拉丁文。
康熙于1716年发往西洋的红票
红票内容用三种文字印写。康熙向欧洲陈述一个事实,说他在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和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派了两组人到西洋去,现在人都没有回来。除了一些各方面不知真假传回来的消息,他派出去的人并没有正式文书寄回。
红票不是康熙亲笔谕旨,而是一份印刷品,于1716年由内务府以公开信的形式印刷出来,命广东官员发放给欧洲来的商船,让他们带回欧洲,堪称清朝版的“群发邮件”。
二、红票背后的全球棋局
红票中提到的龙安国、薄贤士、艾若瑟、陆若瑟是四位来华的传教士。正是这群走入清朝权贵圈的西洋人,一步步地帮助康熙和欧洲建立起各种联系,同时也让欧洲对这个东方皇帝产生了兴趣。
红票的发现,彻底颠覆了我们对康熙的认知。这位帝王并非固步自封,反而深谙“西学为用”之道:
技术依赖:从汤若望修订《时宪历》到南怀仁督造红衣大炮,传教士们用科技敲开了紫禁城的大门。康熙甚至专门设立“蒙养斋”,培养精通西学的包衣奴才。
外交杠杆:在《尼布楚条约》谈判中,传教士张诚、徐日昇用拉丁文作会议记录,帮清朝争取到有利条款。康熙曾坦言:“西洋人不可尽信,亦不可不用。”
情报网络:通过传教士,康熙竟比欧洲君主更早得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消息,并据此调整对俄策略。
但吊诡的是,这种开放极具选择性。当罗马教廷禁止中国教徒祭祖时,康熙立即朱批:“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可见其“实用主义”的底线。
汤若望像
三、如何既用传教士又防传教士?
康熙对西洋技术的热衷,引发了一个棘手问题:如何既利用传教士,又不让他们干预朝政?清宫独创的解决方案令人拍案叫绝:
身份隔离:将传教士编入内务府,赋予“皇帝家奴”身份。这样他们既不必向礼部跪拜,又能绕过官僚体系直接服务皇帝。
场合管控:重要外交会谈安排在畅春园而非紫禁城,避免礼部官员以“祖制”干涉。马国贤神父曾记录:“皇上在花园接见我们时,甚至允许免去磕头礼。”
技术限用:只让传教士负责天文观测,而将历法解读权牢牢交给钦天监汉官——既用其才,又防其势。
这套对西方传教士的“用防结合”策略,展现了清朝在全球化初期高超的制度弹性。正如书中所说:“内务府的黄绫账簿里,藏着康熙朝最精妙的统治艺术。”
北京古观象台
四、为什么清朝开放的窗口最终关闭?
历史总是充满反讽:康熙去世仅30年,他的孙子乾隆就在马戛尔尼使团面前,将“天朝上国”的傲慢演绎到极致。这种转变绝非偶然:
权力逻辑:雍正因“九子夺嫡”怀疑传教士站队,登基后立即驱逐他们出内务府;
文化隔阂:当欧洲启蒙运动如火如荼时,中国的士大夫仍将西学视为“奇技淫巧”;
制度惯性:缺乏像日本“兰学”那样的民间转化机制,宫廷科技最终沦为“皇帝私藏”。
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康熙的红票像一颗流星,照亮了前工业化时代最后平等对话的可能。但当1793年马戛尔尼带来蒸汽机模型时,东西方已恍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