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全球化时，常想到大航海时代的欧洲列强，却鲜少提及同时期的中国。300年前的康熙年间，清朝并非封闭的“天朝”，而是通过一封特殊的“国际邮件”——红票，悄然融入了全球化进程之中。这背后，隐藏着怎样一段被忽视的东西方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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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孙立天著
商务印书馆
馆藏地：首图.B座六层社会科学文献、中文库本书库(4)，城图.社会科学图书借阅
索书号：B979.2 /249
这本装帧精美的著作，不仅收录了红票的高清全彩复刻，更通过故宫档案、传教士日记等一手资料，还原了那个充满可能性的康熙时代。正如编辑推荐语所说：“这是一封穿越300年的邀请函，邀请我们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相遇。”
一、康熙的“国际邮件”
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份特殊的文物引发了学界轰动——一张长93厘米、宽39厘米的朱红色谕令，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汉文、满文和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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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于1716年发往西洋的红票
红票内容用三种文字印写。康熙向欧洲陈述一个事实，说他在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和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派了两组人到西洋去，现在人都没有回来。除了一些各方面不知真假传回来的消息，他派出去的人并没有正式文书寄回。
红票不是康熙亲笔谕旨，而是一份印刷品，于1716年由内务府以公开信的形式印刷出来，命广东官员发放给欧洲来的商船，让他们带回欧洲，堪称清朝版的“群发邮件”。
二、红票背后的全球棋局
红票中提到的龙安国、薄贤士、艾若瑟、陆若瑟是四位来华的传教士。正是这群走入清朝权贵圈的西洋人，一步步地帮助康熙和欧洲建立起各种联系，同时也让欧洲对这个东方皇帝产生了兴趣。
红票的发现，彻底颠覆了我们对康熙的认知。这位帝王并非固步自封，反而深谙“西学为用”之道：
技术依赖：从汤若望修订《时宪历》到南怀仁督造红衣大炮，传教士们用科技敲开了紫禁城的大门。康熙甚至专门设立“蒙养斋”，培养精通西学的包衣奴才。
外交杠杆：在《尼布楚条约》谈判中，传教士张诚、徐日昇用拉丁文作会议记录，帮清朝争取到有利条款。康熙曾坦言：“西洋人不可尽信，亦不可不用。”
情报网络：通过传教士，康熙竟比欧洲君主更早得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消息，并据此调整对俄策略。
但吊诡的是，这种开放极具选择性。当罗马教廷禁止中国教徒祭祖时，康熙立即朱批：“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可见其“实用主义”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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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若望像
三、如何既用传教士又防传教士?
康熙对西洋技术的热衷，引发了一个棘手问题：如何既利用传教士，又不让他们干预朝政?清宫独创的解决方案令人拍案叫绝：
身份隔离：将传教士编入内务府，赋予“皇帝家奴”身份。这样他们既不必向礼部跪拜，又能绕过官僚体系直接服务皇帝。
场合管控：重要外交会谈安排在畅春园而非紫禁城，避免礼部官员以“祖制”干涉。马国贤神父曾记录：“皇上在花园接见我们时，甚至允许免去磕头礼。”
技术限用：只让传教士负责天文观测，而将历法解读权牢牢交给钦天监汉官——既用其才，又防其势。
这套对西方传教士的“用防结合”策略，展现了清朝在全球化初期高超的制度弹性。正如书中所说：“内务府的黄绫账簿里，藏着康熙朝最精妙的统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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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古观象台
四、为什么清朝开放的窗口最终关闭?
历史总是充满反讽：康熙去世仅30年，他的孙子乾隆就在马戛尔尼使团面前，将“天朝上国”的傲慢演绎到极致。这种转变绝非偶然：
权力逻辑：雍正因“九子夺嫡”怀疑传教士站队，登基后立即驱逐他们出内务府;
文化隔阂：当欧洲启蒙运动如火如荼时，中国的士大夫仍将西学视为“奇技淫巧”;
制度惯性：缺乏像日本“兰学”那样的民间转化机制，宫廷科技最终沦为“皇帝私藏”。
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康熙的红票像一颗流星，照亮了前工业化时代最后平等对话的可能。但当1793年马戛尔尼带来蒸汽机模型时，东西方已恍如隔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