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主导戊戌变法的康有为，自幼时起便极好读书。为了勉励自己用功读书，每日清晨拿五六本书放于桌上，手持尖利铁锥下刺，锥穿几本书，当日便读完几本书。有时为完成一锥书的任务，看得眼皮都闭不下来。博览群书让康有为见识深远，更深刻理解了知识与人才，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意义，为了国家的未来，他最终拉开了一场巨大变革的帷幕。
知识是启迪民智、培育人才的关键力量，更是推动国家发展变革的重要源泉，而知识的载体便是书籍。自商周起，古人以竹简刻载前人智慧，至蔡伦造纸、毕昇创活字印刷，中华数千年的璀璨文化，得以借书籍传遍天下。书籍，逐步成为知识的代名词，古今诸多藏书人，无不以求知的渴望和对书籍的热爱，穷尽一生搜寻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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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首都图书馆公众号
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已不必如古人般为求得一书而费心，搜索引擎的普及和电子阅读的兴起，让越来越多人通过网络便可汲取信息。在数字浪潮的冲击下，古人们劳力劳心收藏的书籍，似乎与图书馆一同正被时代所冷遇。这不禁让人思考：在这个信息唾手可得的时代，书籍的存在究竟还有怎样的意义?那些静静矗立的图书馆，又肩负着怎样的文化使命?
回望人类文明史，文字的诞生开启了智慧之门。人们以字成文、以文著书，让思想与文化得以跨越时空。书籍作为文明的载体，不仅记录着中华文化的精髓，更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中华文明历经千年而生生不息，屡经磨难而薪火相传，正是得益于无数藏书家的坚守。他们以生命守护典籍，让我们的文化根脉得以延续，使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永葆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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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窥——我的图书馆之旅》(全四册)
韦力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馆藏地：首都图书馆B座六层社会科学文献
索书号：G259.25 /3 - G259.25 /6
韦力先生的《馆窥——我的图书馆之旅》，犹如一把打开历史大门的钥匙，带我们走进图书馆的深邃世界。他以游记的笔触，探寻那些关乎书与馆的往事，揭示藏书人对文化传承的赤诚之心。无论身处哪个时代，无论身份如何，他们都以同样的热忱守护着知识的火种，用一生诠释着对图书馆事业的坚守与奉献。
藏书以传之人：
守护文化的火种
在历史的长河中，书籍的收藏与保护一直是文化传承的关键。早在商周时期，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文字的诞生，也开启了书籍的历史。汉代《淮南子》中“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的思想，更是深刻地揭示了书籍对于文化根基的守护作用。透过泛黄的书页，我们才读懂了“我从何处来”的永恒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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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的甲骨文便是汉字的发展源头，文化得以因此传播，来源：央视网
老子，这位中国最早的“图书馆馆长”，以其对周王室藏书的系统整理，为后世图书管理奠定了基石。而孔子，作为中国较早的私人藏书家，不仅构建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的经典体系，更开创了影响深远的目录学传统。尤为可贵的是，孔门后人甘冒杀身之祸，在秦始皇焚书的烈焰中守护典籍，让中华文明的火种得以延续。这些先贤用智慧与勇气，书写了中国藏书史上最动人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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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圣迹图》(局部)描绘了孔子藏书三千以修《诗》《书》，众弟子围观学习的场景。来源：国家图书馆公众号
西汉时期，萧何主持兴建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三大藏书楼，开创了皇家图书馆的典范。汉武帝广征天下典籍，使散落民间的珍贵文献重归庙堂，为司马迁撰写《史记》奠定了史料基础。而刘向、刘歆父子对古籍的系统整理，不仅成就了《七略》这部目录学开山之作，更为后世图书分类提供了经典范式。如此文化盛举，构筑起了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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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禄阁遗址，来源：汉长城未央宫公众号
从唐代李泌的“邺侯架”，到明代范钦的天一阁，再到清代黄丕烈的百宋一廛，这些藏书家用毕生心血守护文明火种。他们或重金求购，或亲笔誊抄，以各种方式搜集珍本，又以超凡智慧构建起系统的藏书体系。正是这份对典籍的执着与虔诚，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更开创了影响深远的藏书理念，推动了中国图书保护与管理艺术的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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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存在超450年的天一阁，来源：天一阁博物院
自古以来，无数私人藏书家以赤诚之心守护文明火种。在《馆窥》作者韦力先生探访的图书馆中，那些历经沧桑的古籍，正是历代藏书家薪火相传的见证。他们以对典籍的执着与热爱，为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开楼以传之人：
共享文化的智慧
所谓“开楼”，便是开放藏书之楼，以共享传播文化之举。自古藏书多是聚难散易，开放藏书楼往往意味着藏书可能损毁或遗失，故有“鬻及借人为不孝”之说，因而那些开放藏书楼之人，无不为典籍保护、知识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魏晋时期，将私家藏书与人分享的观念已然产生，《晋书·儒林传》《南齐书·文学传》中均记载有分享私家藏书之人，足见此时期已有不少藏书家，愿意将私藏与他人分享。唐代开始，一些著名书院如白鹿洞、岳麓、应天、嵩阳等对全体师生开放藏书，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和开放性，其藏书的防蛀、防潮等手段及规定，都深深影响了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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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洞书院等诸多书院的藏书对后世影响深刻，来源：新华社新媒体
北宋时期，苏轼的朋友李公择曾在庐山五老峰下建立藏书室，将近万卷藏书悉数留在原处供人分享。清代中期，山东藏书家周永年建起藉书园，以实现其“公开才能更好地保存和流传书籍”的理念。清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时广向民间藏书家征书，范钦八世孙范懋柱打破“书不出阁”的传统，奉诏进呈638部古籍珍本，更是践行了藏书共享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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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藏书楼之一的玉海楼，来源：温州宣传网站
晚清时期，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倾力打造“玉海楼”，慷慨公开八九万卷藏书，豪言“天下之宝，我固不欲为一家之储也”。民国时期，“共读楼”接力而上，成为北京早期向公众开放的私人图书馆。这些藏书家们以开放之姿，将文化瑰宝传之天下，万世共读。他们的藏书楼，不仅是现代图书馆的雏形，更是传统藏书理念的一次华丽转身，韦力先生在《馆窥》中探访的图书馆，正是共享理念的生动实践。从私藏到共享，藏书楼的故事，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接力，更是一场心灵的盛宴。
建馆以传之人：
构建文化的殿堂
时代变迁，知识的获取方式日新月异，私人藏书逐渐让位于规范化的公共图书馆。在《馆窥》的公共编与学校编中，作者韦力引领我们走进那些赫赫有名的图书馆，揭示背后诸多有识之士的默默奉献与巨大牺牲。他们不仅是知识的守护者，更是文化传承的幕后英雄。这些图书馆，不仅是书籍的殿堂，更是名人大家另一面的生动写照。从私人藏书到公共图书馆，每一步都凝聚着无数人的智慧与汗水，共同构筑起文化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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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作为京师图书馆最早馆址的广化寺，来源：什刹海名片网站
光绪年间，湖广总督张之洞以远见卓识，推动了京师图书馆的诞生。他不仅提出了系统的图书馆管理理念，还为其筹措了大量珍贵藏书，包括举世闻名的《四库全书》。张之洞力主将文津阁《四库全书》迁至京师图书馆，这一宏愿最终在民国时期由鲁迅实现，成为图书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与此同时，被誉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的缪荃孙，也在为图书馆事业奔走呼号。他参与创建了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并以自己的丰富藏书为图书馆奠定了坚实基础。康有为和梁启超则从思想与实践两个维度推动了图书馆的发展，康有为在维新变法期间创办“万木草堂”，开放藏书供学子研读;梁启超则在海外考察后，将先进的管理经验带回国内，创办松坡图书馆，并担任国立京师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的馆长，为图书馆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张之洞到缪荃孙，从康有为到梁启超，诸多像他们一样的先驱者以智慧和胸怀，将私人藏书转化为公共知识，开启了近代图书馆的辉煌篇章。他们的努力，不仅让知识走出高墙，更让文化的光芒照亮了每一个求知者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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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创立的万木草堂，来源：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网站
当你驻足首都图书馆的穹顶之下，指尖划过百万册典籍时，是否想过是谁为这些文明火种筑起殿堂?百年前那些在动荡岁月里守护文明的人，正以另一种方式与我们隔空对话。
1912年的北平城，蔡元培在琉璃厂旧址竖起“京师图书馆”的牌匾。这位身着长衫的教育总长不仅拟定了中国首部《图书馆规程》，更以“学术乃天下公器”的远见，将皇家藏书阁改造为现代知识殿堂。而十年后，鲁迅在教育部昏暗的档案室里，正为押运文津阁《四库全书》拟写密电。这支由骆驼与骡马组成的“文明护卫队”，穿越军阀混战的华北平原，将三万六千册典籍平安送抵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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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京师图书馆在原国子监南学重新开馆。第一排左五为蔡元培，第二排左五为鲁迅，来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当新中国初升的朝阳照亮紫禁城，郑振铎以三个身份续写传奇：作为首任文物局局长，他在颐和园听鹂馆主持编写《中国图书分类法》;作为藏书家，他捐出七万册珍藏让国图古籍部熠熠生辉;作为文化使者，他让敦煌遗书、永乐大典残卷穿越重洋魂归故里。这位“书痴”局长办公桌上永远摊着待修补的古籍，案头镇纸压着自勉的短笺：“为往圣继绝学”。
从蔡元培手书的馆训木牌，到当代图书馆的智能书架，百年时光在书页间流转。如今“三花聚首”的首图不仅珍藏着前人的馈赠，更用数字长卷、古籍活化展让典籍开口说话。当我们轻点鼠标翻阅电子屏上的《四库全书》时，是否感受到历史长河中那些护书人的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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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图书馆的可视化大屏，为当下知识获取带来了新体验，来源：首都图书馆公众号
韦力先生在《馆窥》中写下这样一段：“每个图书馆都是一艘文明方舟，而那些建馆者就是最执着的艄公。”从京师图书馆到国家典籍博物馆，从文津阁到数字云端，正是无数“书海艄公”的接力，才让我们得以站在巨人的书架上眺望文明星河。
此刻，当你在首图的落地窗前翻开书页，请记住：你捧起的不仅是墨香氤氲的典籍，更是一个民族绵延千年的精神史诗。那些为书海筑桥的人，早已化作星辰，永远闪烁在人类文明的苍穹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