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横眉冷对、嬉笑怒骂”的鲁迅，在拿起笔墨做武器前，你可知道，他曾对探寻矿藏心之向往——“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
鲁迅、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
他曾下矿井、做研究，渴求在荒野之中，找寻一条发展实业的富强之道。当然，后来的故事我们便都熟悉了，他选择了“躲进小楼成一统”，成为了在另一条路上披荆斩棘的战士。
而这条鲁迅未能远行的深山荒野之路，却迎来了另一批中国学人的光顾。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这些青年，选择脱下了长衫，走出书斋，走向荒野。
1“斯文书生” 登山涉水记：地质调查所
“丝绸之路”的命名者、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曾把中国学者称为“斯文秀才”，认为他们懒惰而贪心，只能困在书斋里研究“四书五经”，读书不过是为了“逃离田野，登上庙堂”。
而有这样一群学人，打破了这位西方学者的偏见，他们“登山涉水、不怕吃苦”，与恶劣天气、地质灾害作斗争，在一次次的外出考察和低头研究中，将中国地质学提升至可与世界学界相较量的水平，他们便是 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学人们。
1913年，北洋政府工商部创立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所，丁文江兼任两所所长，此后的几十年里，他与“战友”们并肩作战，培养了中国地质学界的“十八罗汉”，完成了属于中国人的第一份矿产资源调查和田野调 查报告，出版了《中国矿产志略》，对中国地图的绘制、地震与石油的研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更是因对“北京人”的挖掘和研究，让全世界学术界知道了中国地质研究所的存在。
1913年丁文江（前右一）和德国学者梭尔格（前左一）在河北地质调查期间与当地官员合影
让我们再回到1914年，在云南的一个春夜里，矿工们躺于草棚里，清晨，满地都是浓痰。在整夜那如海浪一般此起彼伏的咳嗽声中，丁文江彻夜未眠。
1914年，丁文江（右一）赴云南、四川、贵州调查地质
当他听着矿工们沉重的喘息声、看着他们被矿石染红的皮肤、为落满灰尘的进口采矿设备而忧愁时，他这个斯文书生在想些什么呢？
当中国地质学还处在黑夜之中难寻光明之时，他可曾料想到未来的某一天，他将与翁文灏、章鸿钊成为中国地质界的先驱，并在地质学、土壤学、人类学等领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成绩。
今天，李希霍芬式的偏见已成为往事与云烟，而那群“斯文书生”在深山中奔走的脚印，将永远刻画在历史的记忆中，以其精神，影响世界。
2短短四年光阴 漫漫百年长路：清华国学研究院
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李济……他们的名字，无论单拿出哪一个都可谓是中国近代史上响当当的人物，而当他们聚在一起——组成清华国学研究院，便更是凝聚着难以估量的能量。
陈丹青作品《清华国学院》（自左至右：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这里有着由共和斗士、晚清遗民、新派学者等不同政治立场、学术兴趣所组成的导师团体，有着开放、宽松的学术氛围，有着融会英国大学组织结构和中国传统书院气韵的新的教育模式，更有着一群志于学术、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我们所能想象到的乌托邦式的学术环境也不过如此。
1926年，清华国学研究院首届毕业生师生合影
清华国学研究院虽只存在了短短四年的时间，却网罗了一众人才。
梁启超愿意将这里作为“狡兔的第四窟”，除去中国公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外，他选择这里作为自己风云变动的建党事业的“第四窟”，在此处寻得一张安静的书桌。他在政坛的文章越来越少，而系统的学术著作却越来越多，《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相继问世。在这里，他又重新变为一介天真的书生。王国维的加入，更是贡献出了影响颇为深远“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随后，陈寅恪对“二重证据法”做出了新的阐释和总结。
他们虽然都没有亲身参与到考古发掘的实践工作中，但凭借对学术的精专态度，以及对“地下之新材料”的推崇，为学人们走出书斋、走向荒野，扫清了障碍、奠定了思想根基。
3废墟之下 尽是光芒：中国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最早在20世纪初由梁启超首创，此后的百年里，不同的人们以不同方式诠释着这一说法。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中华民族？
在那个内忧外患、被枪炮声笼罩的土地上，有一群知识分子意识到，想要寻求中国之复兴，必要追本溯源，因此，他们便开启了一场有关民族身份的探寻。
有一座城，曾在地下沉睡了三千年，或许它饱含着无尽的梦想与哀思，饱含着一个民族更加深远的记忆和共鸣，只是，它除了黄土，一无所有，正如它的名字——殷墟，不过是一片废墟。
随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1928年正式成立，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由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主持、参与了对殷墟的十五次挖掘，在一次次的挖掘与研究工作中，他们历经了天公不作美的遗憾，战乱的劫难，以及政治影响的无可奈何，难关重重，可史语所的人们从不退缩。
史语所老照片
越来越多的殷墟文物重见天日，可却迟迟不能从中收获新的发现，傅斯年因此对李济抱怨着其中的遗憾，而李济这样反问他，“什么叫作重大发现？难道你希望在这批档案里找到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
从这既显风趣又十分严肃的对话中，我们感受到当时的学人对考古研究寄予的厚望，他们渴求从每一次的挖掘中，遇见历史，碰见文明的记忆与想象，撞见民族的未来……同样，他们更是比谁都清楚，考古挖掘与学术研究并非一朝一夕之事，甚至一个学者穷尽一生的耕耘，到头来所获也不过是一片黄土之外的又一片废墟。
傅斯年（左二）与陈寅恪（左三）等史语所人员在北平北海静心斋留影
好在命运并没有与他们、与中华民族开这个悲催的玩笑，史语所对殷墟的研究，不仅为中国现代考古学树立了典范，更是直接改写了世人对中国历史的认知——大量的出土文物将中华文明的信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什么是“中华民族”，史语所用他们的方式，为这个问题提供了自己的一份答卷。
4翻山越岭 “翻译”天书：中国营造社学
你知道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期定在何时吗，他们又为何给儿子起名为“从诫”？
1936年前后，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北平天坛正在修缮的祈年殿屋顶上
当然了，我们不是在此时还要“八卦”一下，而是要介绍这个曾让他们费尽心思、辗转过无数险境与寂寞之地的“天书”——《营造法式》。
石印本《营造法式》（营造文库藏书）
1925年，梁思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读书，此时的他收到了父亲寄来的《营造法式》，翻开书页，能看到父亲在扉页留下的字迹，“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
《营造法式》刊行于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原本用于推出工程标准、杜绝贪污浪费，却也保留下来中国营造的规则和智慧。
不幸的是，历经千年之后，其中的智慧已跌进历史的褶皱里，消磨于一代代工匠的口口相传中，变成了“天书”。而在1919年，失传已久的《营造法式》重现人间，重新回到学人们的视野中，正徘徊于西方建筑之间的梁思成，从这“天书”中望见了中国建筑的历史与未来。
1930年，中国营造学成立，1931年梁思成正式加入其中，从此开始了对《营造法式》由“纸上”转移到地下的研究。一众中国最负盛名的建筑大师以及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界的名流，汇集于中国营造社，开启了一场漫长而艰辛的旅程。
1933年梁思成、刘敦桢等赴云冈考察途中（自左至右：莫宗江、林徽因、刘敦桢）
他们奔走各地，“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在北平、河北之地漫游，他们跋涉于山水泥泞之间，叹慰古建筑的精巧，找寻着《营造法式》中每个术语的来历与意味；夏秋之交的山西，并不全是浪漫，颠沛的旅行，艰辛的考察，他们走访了太八个县、三四十处元明时期的建筑，探寻着中国大地上那好似近在眼前又如梦一般遥远的唐代木建筑……
营造学社考察照片
为了“翻译”出《营造法式》，梁思成等一众人，迎接着一次次的失望与希望，他们与时间赛跑，用腿脚跋涉，用慧眼甄别，用思绪记录，怀着最大的野心，追寻梦里的建筑，求解千年的迷惑。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期定在了3月21日，这是宋代为《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所立的碑上刻有的唯一日期，而为孩子起名“从诫”，也是为了追寻李诫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决心，这是他们独有的浪漫与传承。今天的我们，重新读到这个温情而又浩荡的故事，或许也将开启一段新的传承。
《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
张泉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的作者张泉，以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营造学社四大机构为线索，描述了中国考古初创时的故事。在这本书中，他毫不吝啬地表达着自己对当时那批“前所未有”的学人们的敬佩与怜惜之情，用锋利却不失柔情的笔触，刻画着那些学人的汗水、笑声与眼泪。
除了见证着大师们的光辉事迹，读《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的另一个收获，另一处收获，便是看到这些响当当的大人物，是如何饱经风霜、历尽艰辛，走上无人之境，在未知与无奈中开创未来。
他们是“荒野上的大师”，更是佝偻着身躯，擦亮着双眼，用身体、头脑与赤诚之心将学术事业做到极致的中国学人。他们在风雨飘摇的世道里，坚守着追求，缔造着乌托邦，正如张泉在书中写道：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以自己的名字开创新的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