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解释“中国”
四百多年前的1582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从印度启程，登陆澳门，开始了他的中国传教之旅。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工作和生活了28年，逝世后安葬于大明京师（今北京）。利玛窦晚年撰写、而又经由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增修的《利玛窦中国札记》，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由于“书中初次精确地、忠实地描述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1615年拉丁文本第一版的封面题字是：“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会务纪录五卷致教皇保罗第五书中初次精确地、忠实地描述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著者同会比利时人尼古拉·金尼阁。”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何高济、王遵仲、李申中文译本，题名《利玛窦中国札记》。该中文译本译自加莱格尔（Louis J. Gallagher）的英文译本《十六世纪的中国：利玛窦札记，1583—1610》（1953年，纽约，Random House版）。，所以一经问世，就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繁荣富庶的中国，也因此而真实地、立体地呈现在欧洲人的眼前。
在《利玛窦中国札记》的第一卷第二章中，利玛窦这位与中国士大夫颇多交往、直接掌握了中国语文、并对中国典籍进行过钻研的西方“中国通”，第一次相当详细地解释了其时的欧洲人尚觉模糊不清的“关于中华帝国的名称”问题。
“中华帝国的名称”，可谓纷繁复杂，利玛窦则聪明地将之区别为三类。
关于第一类名称，利玛窦认为：“这个远东最遥远的帝国曾以各种名称为欧洲人所知悉。最古老的名称是Sina，那在托勒密（Ptolemy）的时代即已为人所知。后来，马可·波罗这位最初使欧洲人颇为熟悉这个帝国的威尼斯旅行家，则称它为Cathay。然而，最为人所知的名称China则是葡萄牙人起的。”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第二章，中华书局，1983年版。按本“导言”以下引文凡出自《利玛窦中国札记》者，皆据此中文译本，不再出注。“今天交趾人和暹罗人都称它为Cin，从他们那里葡萄牙人学会了称这个帝国为China。”“我也毫不怀疑，这就是被称为丝绸之国（Serica regio）的国度，因为在远东除中国外没有任何地方那么富饶丝绸，以致不仅那个国度的居民无论贫富都穿丝着绸，而且还大量地出口到世界最遥远的地方。……在中华帝国的编年史上，我发现早在基督诞生前2636年就提到丝绸工艺，看来这种工艺知识从中华帝国传到亚洲其他各地、传到欧洲，甚至传到非洲。”
关于第二类名称，利玛窦写道：“中国人自己过去曾以许多不同的名称称呼他们的国家，将来或许还另起别的称号。……因此我们读到，这个国家在一个时候称为唐，意思是广阔；另一时候则称为虞，意思是宁静；还有夏，等于我们的伟大这个词。后来它又称为商，这个字表示壮丽。以后则称为周，也就是完美；还有汉，那意思是银河。在各个时期，还有过很多别的称号。从目前在位的朱姓家族当权起，这个帝国就称为明，意思是光明；现在明字前面冠以大字，因而今天这个帝国就称为大明，也就是说大放光明。”
第三类名称，即利玛窦所谓的“这个国家还有一个各个时代一直沿用的称号”——中国（Ciumquo）或中华（Ciumhoa），利玛窦阐述：中国这个词表示王国，中华这个词表示花园，放在一起就被翻译为“位于中央”。
那么，“中华帝国”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名称呢？在谈到“中国人自己过去曾以许多不同的名称称呼他们的国家”时，利玛窦分析道：“这个国度从远古时代就有一个习惯，常常是统治权从一个家族转移到另一个家族，于是开基的君主就必须为自己的国家起一个新国号。新统治者这样做时，是根据自己的爱好而赋予它一个合适的名称。”然而，“与中国接壤的国家中，很少有知道这些不同名称的，因此中国境外的人民有时就称它这个名称，有时又称它另一个”——外国人有关中国的各种称谓，正是因此而起。至于一直沿用的“中国”或“中华”，利玛窦的记录是：“我听说之所以叫这个名称，是因为中国人认为天圆地方，而中国则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央。”
虽然在今天看来，利玛窦的以上叙述，有些根本就是“常识”，然而穿越历史的时空，回到四百多年前，事情便不那么简单了。1953年出版的英译本《十六世纪的中国：利玛窦札记，1583—1610》“序言”指出：
1615年金尼阁书的出版轰动了欧洲。它重新打开了通往中国的门户；三个世纪以前，这扇门首先由马可·波罗打开，后来多疑的公众又在它的后面把门关上了，他们把它神话般的记述大部看成是一位想入非非的旅行家骗人的故事。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英译者序言”。
而正是《利玛窦中国札记》，使得《马可·波罗游记》描绘的神奇的东方大国Cathay、Manji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称中国北部为Cathay（契丹），称中国南部为Manji（蛮子），而契丹、蛮子等地都是元大汗忽必烈的版图。，被证实为真实的中国，欧洲人并且由此了解到，神奇而又真实的中国，竟有那么多或为自称、或为他称、或者一直沿用、或者变动不居的国家名称。
本书的研究对象——“中国”历代国号与古今名称，正是利玛窦解释的“中华帝国的名称”。利玛窦的解释，在当时无疑是杰出的，但在今天看来，显然既不精确，也不全面。如利玛窦之“唐”意为广阔、“虞”意为宁静、“夏”等于伟大、“商”表示壮丽、“周”就是完美、“汉”意思是银河、“大明”就是大放光明一类的说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本义、引申义、附会义等等的混淆。本书则将综合运用历史、地理、民族、语言、文字、心理、名称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系统全面并且力求精确地探讨有着4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国之繁多的国家名称。至于如此繁多的国家名称的分类，本书略同于利玛窦的分法而大别为三类：第一类即国号，并限于中国历代中原王朝（皇朝）国号，重点又在中国历代统一王朝（皇朝）国号；第二类为名号，如中国、诸夏、华夏、中华、禹迹、九州、四海、天下、赤县神州等等；第三类为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其中影响最大、使用最广的，除了中国、中华、汉、唐、龙、狮这些源于名号、国号以及传统文化的称谓外，主要有China（支那）、Serice（赛里斯）、Taugas（桃花石）、Cathay（契丹）四个系列。
上编 中国历代国号（导言）
国号，顾名思义即国家的称号。在中国悠久绵长的历史进程中，举凡拥土聚众、建立政权的统治者，不论其肇创的是局处一隅、割据偏安的小国，还是拥有中原、统御四方的一统国家，开国伊始，无不定立国号。国号者，从来就是家天下的标志，而且逐渐成为天命所钟、历数所在、万民拥戴的象征，乃至国家政治文化的符号。陈学霖《明朝“国号”的缘起及“火德”问题》（原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0期，香港中文大学，2009年；收入所著《明初的人物、史事与传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指出：“从现代政治理论而言，这便是彰示政权的legitimacy，时下中文译作正统、正当或合法性的主要标识。从历史的发展来说，就个别政权而言，它们建立的是国，其名称应是‘国号’，但到秦汉以后，由于阴阳五行循环理论建立了政权间的递嬗系统，一国的名号又称为‘王朝’。”
国号是伴随着国家的形成才出现的。《史记·五帝本纪》：“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按本书征引历史文献众多，为了避免太过繁琐，常见历史文献大体不出脚注，相关版本信息详见“引用文献”，特此说明。而依据多数现代学者的研究结论，公元前21世纪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部落联盟首领禹最终传位于其子启，从此，由部落首领推选部落联盟首领的原始社会传统，转变为一姓世袭、父兄死后由子弟继承的君主制国家，即由“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转变为“天下为家”的“小康”之世。启所建立的，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家、国三位一体的国家，而启用作国号的“夏”，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可信国号。这里称“夏”为“国号”，是沿用了后世的习惯称法。按迄今为止，商代甲骨文中还没有发现国的原字“或”与变体“國”，商、周的最高统治者也都称其国为“我邦”，春秋以后的君主才常被称为“有国”者。以此，如果按照历史的本来称呼，夏、商、周应该称为“邦号”。只是这样就把问题复杂化了，或者过于拘泥了，所以本书还是依据先秦时代“邦”、“国”可以互训的情况，从简处理，把夏、商、周看作是“国号”。
一姓世袭王位（夏、商、周）或皇位（秦、汉以至大元、大明、大清）的制度夏、商、周的最高统治者除称“王”外，典籍中夏王又称“后”，甲骨文中商王又称“帝”，金文中周王又称“天子”，甲、金、典籍中商、周之王又称“余一人”。及秦并天下，又有“皇帝”之称，并且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详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称号问题》，收入尹达等主编：《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上册，巴蜀书社，1990年版。，在中国历史上传之4000余年而始衰。在这4000余年中，出现了众多的国号。按某一姓帝王家族的延续统治，中国传统史学称为一朝或一代。一朝或一代，基本有着同一的国号。而国号的变易，也就大体意味着国家统治权的转移，即所谓的“改朝换代”。“改朝换代”有着复杂多样的形式，或者通过外部的军事征服，或者通过内部的和平“禅让”；又或者天下分裂、政权并立、诸方力争，最终定于一尊。要之，国号是家天下——某一姓帝王家族拥有国家最高统治权——的标志。不同国号的递嬗，反映着不同帝王家族的更迭；原国号尚在使用时，新国号的崛起，则显示了在国家母体里或国家范围外，新的国家的创立与新的帝王家族的出现。
帝王家族在中国结束于1912年中华民国创立，其标志性的人物是所谓“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中华民国以及后来取代中华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是全新意义上的国家。然而，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国家，既是国家，便仍有国号。国号终会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只是国家的消亡、国号的消亡，尚在不可预期的未来，这就仿佛于国家的产生、国号的出现之有着久远的历史。
在这久远的历史时间段中——从公元前21世纪“夏”国号的出现至公元21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繁荣强大的今天，在“历史中国”也就是1759年至1840年的清朝疆域范围里——这一范围，就是今天的中国加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各种非华夏族及非汉族，所建立的国家，所定立的国号，实在是纷繁复杂，难以胜数。惟显然可见的历史事实是：肇创时抑或发展后的国家，疆域有大小，时间有久暂，地位有高下，影响有深浅；连而及之的国号，其指称的空间、使用的时间，同样每有不同，至于其地位与影响，更或迥然相异。(见导言图1)
这些每有不同、迥然相异的大量国号，又有着诸多的共同点：国号的来源与取义，总有其具体原因与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即便是因袭或雷同的国号，也自有其显明的意义与特别的缘故。有鉴于此，本编各章对于国号的研究，特别重在推源释义，并且释义包括了本义、引申义、变义、附会义等等方面；对于所论国号的使用时间、指称空间，也或有所辨析。国号的使用时间、指称空间，大体相当于所对应国家的兴亡过程、疆域变迁。按国号所对应国家的这两方面情况，本编不作详细叙述，可以参考胡嘏（胡阿祥之笔名）：《中国历代疆域与政区》，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本编围绕国号所作的研究，视乎不同国号的地位与影响，或取或舍，取者也是或详或略。至于取舍、详略的标准，简要说明如下：
其一，取而不舍的国号，限于中国传统史学所谓的“中原王朝”统一的秦朝以降，由于实行了“皇帝”制度，所以确切的称呼应该是“皇朝”，即秦朝以前的夏、商、周为“王朝”，秦朝以降至清朝为“皇朝”。本书在行文中，于“王朝”、“皇朝”多有区分。国号。在中国历史上，由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建立的王朝（皇朝）习称中原王朝（皇朝）；汉族建立的统一范围较大、统一程度较高的王朝（皇朝）又习称中央王朝（皇朝）。非汉民族建立的王朝（皇朝），如果汉化程度较高，或主要建立在传统的汉族地区，或所统治的主要是汉人，传统史学也称之为中原王朝（皇朝）；而如果统一范围和统一程度也较大较高，则也可以称为中央王朝（皇朝），如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满洲人建立的清朝。
其二，舍而不取的国号，大体包括边疆民族所建立的边区政权（国家）或自治政权（国家）；天下分裂时代或天下尚未统一时期，不属中原王朝（皇朝）或后来并未成为中原王朝（皇朝）的地方政权（国家）、割据政权（国家）；旧史所谓“盗贼”、“叛贰”，其实大部分为起义（其性质复杂，类型众多，如民族起义、农民起义、兵士起义、宗教徒起义等）、小部分为反叛（如宗室反叛、权臣反叛、军阀反叛等）所建立的政权（国家）；某些特殊的傀儡国；中原王朝（皇朝）分封或控制（联系）的各级各类国家，如诸侯国、藩属国，等等。
其三，取且详论的国号，由远及近，凡14个：夏、商、周，秦、汉、新，晋、隋、唐、周，宋、大元、大明、大清。这14个国号，乃是名实相副的“天下”共号；它们所指称的国家，不仅是中原王朝（皇朝），而且是中央王朝（皇朝）——即统一范围较大，某种意义上取得了当时“天下”统治地位、又统一程度较高的王朝（皇朝）。这样的统一王朝（皇朝）以及统一王朝（皇朝）灭亡后仍被视为正统王朝（皇朝）如“西晋”灭亡后的“东晋”，“北宋”灭亡后的“南宋”。所使用的国号，地位远居其他国号之上，影响远较其他国号广泛、持久，它们是中国的典型国号与代表国号，它们既是中国传统史学纪年的依据，也是中国在相应历史时期的代称。
其四，取而略论的国号，基本出现在天下无主的分裂时代，其所指称的国家，则无一例外地都没有取得过统治天下、定于一尊的地位。换言之，这类国号皆非天下共号，如“三国”、“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统称所包括的40多个国号，地位不低、影响不小，但毕竟不属天下共号的辽、夏、金三个国号。对于这些国号，本编大体摘录关键史料，简述国号得来的直接情形、表明有关来源取义的主要观点而已。
依据以上四条标准，本编取且详论、取而略论的两类约60个国号，已是4000余年中历史中国地域范围里的全部中原王朝（皇朝）国号。这全部的中原王朝（皇朝）国号，也是使用最为频繁、世人最为熟悉的中国国号。
最后还需特别说明的是，虽然已经不属传统帝制时代的中原皇朝、但是性质仍属国号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国号，也在本编中立为专章，予以讨论，笔者之意在于贯通古今，而读者诸君视之为本编的两篇附录可也。
中编 中国古今名号 （导言）
中国拥有4000多年的文明史，表现在称谓方面，除了历代统一王朝与皇朝国号外，又有众多的古今名号。这些名号的出现时间多在先秦时期，而又跨朝代、越古今地使用了下来。其中为今人所习用者，有中国、华夏、中华、九州、赤县神州等等；至于区夏、有夏、时夏、诸夏、中夏、函夏、方夏、诸华、禹迹、禹甸、禹域、九有、九围、九服、九域、九区、九壤、九宇、四海、四方、四表、海内、天下、冀州、齐州等等，现在虽为一般社会大众所陌生与少用，但在古代却和中国、华夏、九州等名号并行同用，并且和中国、华夏、九州等名号一样悠久而响亮！
如此，无论历代统一王朝或皇朝国号还是上述的这些名号，都是中国这个人文地理实体的称谓。当然，本编所谓“中国古今名号”，也颇不同于上编之“中国历代国号”。上编的“国号”，由于朝更代迭而多有变易；本编的“名号”，作为由古迄今中国这一区域的习惯性的自称，大体并不随着政权的递嬗而改变。至于众多名号的产生原因，则极为复杂，它们或与民族相关，或与文化有缘，或联系着历史传说，或根源于地理观念，语言的嬗变、政治的影响、经济的发展、文风的变迁……也往往作用于某些名号的形成及其含义的变化。而事实上，含义多变、指称的时空范围模糊，又正是本编的研究对象——“中国古今名号”区别于上编“中国历代国号”的两大特点。
下编 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 （导言）
以上27章，已就中国历代中原王朝或皇朝国号与中国古今名号进行了推源释意。然而本书的叙述还不能就此打住！事实上，区别于“国号”与“名号”这两大类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自称，中国还存在着另一大类域外人或外国人对于“中国”的他称，我们这里拟名为“域外称谓”：如英语中的China、日文中的支那，自为今人所熟悉；吴、汉、唐、中国、中华一类域外称谓，其来源也相当清楚；而如Serice（赛里斯）、Taugas（桃花石）、Cathay（契丹）以及“黄祸”（Yellow Peril）、“东亚病夫”（Sick Man of Asia，Sick Man of East Asia）等等称谓，却已成为历史烟尘所掩盖的旧时他称；至于龙的传人、狮的国度，则是形象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近现代政治历程的“自称+他称”。
在具体讨论这类繁杂而又特别的“域外称谓”之形成过程、来源取义、使用情况、流行地域以前，有必要先讲清几个相关的或前提的问题。
其一，国家称谓的纵向演变与横向演变。所谓国家称谓的纵向演变，是从时间先后上观察的。中国历代中原王朝或皇朝国号与中国古今名号的演变，即大体属于中国这一区域地名的纵向演变——其情况可谓错综复杂，乃至难以卒述。然而除此以外，国家称谓还存在着横向演变，即同一个国家，从空间上有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语言所赋予的不同称谓，这更加重了国家称谓演变的复杂性——关于这一点，从本编的讨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二，国号翻译中的名从主人与名从自己。在国号翻译中有一条原则，即名从主人，它要求国号的自称与他称一致，不用也不允许更改。如中国之称支那、震旦，源自China，而China又源自秦，以China称秦可算是名从主人了，然而China音译为支那、意译为震旦后，与秦却有了距离；现代又意译China为中国，则距离进一步拉大。但是推源释意，China还是来自指称对象的主人的，这种变化还不至于让人摸不着头脑。有意思的是，一些国号的自称与他称，竟会差异到毫无共同之处的程度。如印度自称Bharat，匈牙利自称Magyarország，芬兰自称Suomi，阿尔巴尼亚自称Shqiperia，埃及自称Misr，但在一些国际活动中，却都另有通称，本名反隐而不彰。再如德意志（Deutschland）这个国家的名称，其左邻右舍几乎无论哪种语言，对它都有不同的称呼，真可以说是“言人人殊”；倒是相隔万里以外的中国，基本按照原名音译，即严格恪守着名从主人的原则，对它四邻给起的各种称谓，包括英语的Germany，都置之不问。然则域外对于中国的称谓，往往并非名从主人，而是很有几分“名从自己”的味道，如Serice（汉译赛里斯），作为古希腊、古罗马对中国的称谓，在中国当时的国号或名号中，就完全找不到对等的原型。
其三，国号得名与国号心理。国号的得名本有多种情形，如方位得名（南斯拉夫Jugoslavija，南部斯拉夫人）、形状得名（新加坡Singapore，狮子城）、特征得名（荷兰即尼德兰Nederland，低地）、人物得名（玻利维亚Bolivia，以玻利瓦尔之名命名）、民族得名（老挝Laos，寮族的国土）、物产得名（塞浦路斯Cyprus，铜）、观念得名（泰国Thailand，自由之国）、宗教得名（巴基斯坦Pakistan，清真之国），等等。关于外国国号的得名与演变，可参考邵献图、周定国等编：《外国地名语源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又相关的通俗读物，有张翔鹰、张翔滨编著《世界各国名称的由来——国名故事223则》（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姜守明主编《世界国名的故事》（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然而无论因何得名，国号的含义或则中性，或为美称。如日本，是著名的“日出处之国”；《朝鲜之歌》唱道：“早晨的太阳光芒万道多鲜艳，我们的国家因此起名叫朝鲜。”可以认为，取美名是国号自称、也包括一些他称的一条基本原则。只是当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正常时，人们也往往喜欢在国号上做手脚——这本没有什么意思，但是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如日本德川时代，把俄罗斯（Russia）写作鲁西亚；到了明治时代，俄国政府提出抗议，因为鲁是鲁钝的意思，于是日本政府改鲁为露。又美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在日本通作“米国”，因为“米”是可以被吃掉的。文明开化的近现代尚且如此，古代就更不必说了。至于中国，自古以来，无论国号还是名号，大多具有美义，乃至表现出一种很强烈的优越感——有些外国人对此就不乐意了。即以“中国”这个泛称而言，你是“中国”，那他又是什么呢？本来，古代印度、希腊、罗马、阿拉伯人著书，都各以本土为世界的中心；古代日本人也是这样，斋藤谦《拙堂文话》卷七即说：“我邦神圣继统，别成一天下，其曰‘中国’，谓我邦中土也。近人稍知‘倭奴’、‘大东’之非，改曰‘皇和’。”章炳麟《中华民国解》（收入《章太炎全集》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也指出：“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按日本、印度之“中国”，详下章的讨论。如此看来，好名字哪个国家都要；而当别国的好名字妨碍到自己国家时，那就对不起了！域外对“中国”、“中华”等名号往往不用，却另起名称来称呼中国，尽管原因十分复杂，但上述的国号心理，自是其中的重要缘由之一。
进而言之，历史上域外对中国的称谓，之所以会出现名目繁多、错综复杂的情况，除了从其他角度另起名称这一主观因素外，还存在着两类客观因素：
其一，中国历代国号自多。中国在历史上，虽然有许多名号，但在传统专制时代，多用国号尤其是统一王朝或皇朝国号作为时代的代称。国号相对于名号，虽然显得正规一些，但却更加多变，这也引致了域外对中国的称谓常常因时而异，在正式场合（如互致国书、使节往来等）尤其如此。即以中国历代统一皇朝来说，匈奴称汉朝为汉或大汉，五胡称晋朝为晋或大晋，吐蕃、回纥称唐朝为唐或大唐，契丹、女真称宋朝为宋或大宋；其后如辽、金、大元、大明、大清各朝，境内其他民族及域外对这些中原皇朝的称谓，也分别是其国号辽、金（或再冠以“大”字）、大元、大明、大清。这样看来，域外对中国的称谓并不稳定，是很容易理解的。然则由于中国自古以来，每每改朝换代，所以中国帝王又都十分重视将其国号晓谕四方。如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就曾诏告拂菻，“朕为臣民拥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于今四年矣。凡四夷诸邦，皆遣官告谕。惟尔拂菻，隔越西海，未及报知。今遣尔国之民捏古伦，赍诏往谕”《明史·拂菻传》。，云云。按类似这样的国书，可以想见，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然而尽管如此，域外为了避免繁琐，往往并不随着中国屡更的国号而改变其对中国的称谓。承于习惯，也为了求得方便与明确一致，域外或以中国有代表性的国号来指称若干朝代，或以中国有代表性的名号来概说中国，有时就干脆另给中国起个名称。
其二，世界各地的语言有异，转译后遂产生种种差别，回译后又出现了各式各样与汉文不同的写法。
考虑到以上几方面的主、客观因素，域外对于中国的称谓尽管繁杂，但明本正始，穷源竟委，还是可以归纳出几个系列的，其中影响最大、使用最广的有六个系列，即：
源于国号的China（支那、震旦）系；
源于物产的Serice（赛里斯）系；
可能源于最高统治者称号的Taugas（桃花石）系；
源于民族的Cathay（契丹）系；
源于国号与名号、既是自称也是他称的吴、汉、唐、中国、中华系；
源于传统文化与政治历程、既是自称也是他称的龙、狮系。
以下分章进行讨论。关于上文提到的“黄祸”（Yellow Peril）、“东亚病夫”（Sick Man of Asia，Sick Man of East Asia），因为学界已有详尽的研究，故本编不作讨论，可参考杨瑞松：《病夫、黄祸与睡狮：“西方”视野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象》，政大出版社，台北，2010年版。值得先行提醒读者的还有两点：
其一，总括以下各章的叙述，上述六个系列的域外称谓之演变脉络，其实相当清晰，即大体由国号而物产，由称号而民族，由历史地位而文化形象。所以如此，又决定于古代中外交通的形势。如就六个系列的称谓在近代以前的流行地域看，大体为连成一体的亚欧非大陆及东亚、东南亚海邻诸国，盖古代中外交通与美洲、澳洲无与也。
其二，由于近代以前中外交通的艰难、彼此了解途径的狭窄，导致了古代域外文献有关中国的记载，每每或传闻歧异，或真伪掺杂，或混淆不清——这也表现在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方面。有鉴于此，本编各章将尽量选取正确或接近正确、清楚或大体清楚的资料，对于错误或混乱的资料，除非必要者，一般不作辨正，以免行文的枝蔓；又在推源释意的过程中，诸家说法有异者多并列之，但会表明笔者的倾向性看法。另外，受限于笔者的语言文字学功底，也考虑到排版印刷的困难，本编中所涉及的多种语言文字的名称，基本使用拉丁字母转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