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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自序 用文字重建与亲人的精神联系
作为整个家族唯一获得高学历的人,我的成长,隐喻了一种远离乡村的路径。长久以来,在知识包裹、理论堆积的学院生活中,我以为个人的日常和身后的亲人失去关联,是一种正常。事实上,在一种挂空的学院经验中,如果我愿意沉湎于概念的推演和学术的幻觉,我的生活确实难以和身后的群体产生太多交集。无可否认,当我不得不目睹亲人的不堪和不幸,深感无能为力的同时,内心也隐隐升起一种逃离的庆幸。
2002年6月,获得硕士学位后,我没有选择工作,而是南下广州继续攻读博士,“南方”作为一个实在的场域,突兀地进入我的视野。对我而言,人生的宏图再一次展开,理论的诱惑让我沉迷。在学院的高深和宁静中,我一次次感激命运让我逃脱了90年代后期国企工人下岗的厄运,庆幸个人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等待我的前景是,只要拿到学位、顺利毕业,我的人生就会自然而然驶入早已预设好的轨迹,从此远离底层,远离辛酸与泪水。在个人奋斗的路线图中,每个环节严丝合缝,与闪闪发光的时代交相辉映。确实,十几年前的博士头衔,还有足够的含金量让一个底层青年摆脱卑微。
我从来没有想到,堂弟黄职培的一次偶然造访,给我提供了契机。这个契机不但悄然改变了我多年的平静状态,而且让我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群体。
堂弟黄职培十四岁不到,就来广州打工。2002年中秋傍晚,他敲开我的门,看我在家,怎么也掩饰不住四年未见的喜悦。我因为一直外出求学,而他过年也很少回家,姐弟已经多年没有见面。他兴奋地告诉我,自己如何巧妙躲过门卫的盘查、顺利进入无比神秘的中山大学。我这才知道,自己自由出入的校园,并不是对所有人开放。少年时代就来广州打工的堂弟,尽管有着一张年轻的脸孔,终究难掩农民阶层的气质。我留意到他手中的物品,一盒是“广州酒家”的精装月饼,一箱是“蒙牛牛奶”,这些今天看来极为普通的东西,对当时的学生而言还十分珍贵,也很少享用,我没想到十九岁不到的堂弟,竟然给我送来礼物。我责怪他花钱,他只说了一句:“你第一次在广州过节,一个人太冷清。”我问他手头是否还有钱,仿佛为了让我放心,他很开心地告诉我身上还有50元。我事后才知道,堂弟当时因为年龄太小、手艺不精,只能靠打零工混口饭吃。他甚至没有接受一起去食堂吃饭的邀请,就匆匆赶回了工地。在此之前,我尽管多次从父母那儿得知,故乡的很多亲人都蜗居在广州一个叫塘厦的城中村,离我就读的学校并不太远,但我从来没有动过去看望他们的念头,甚至因为有些亲人赌博、吸毒,总和一些来历不明的人混在一起,我潜意识里希望和他们保持距离,划清界限,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
堂弟的到来,让我感动并深思,多年迷惑不解的一个问题逐渐清晰—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中,逃离的群体,是如何在知识的规训中,以个人成功的名义剥离一种本真的感情,并在内心注入更多上升通道的算计和权衡;又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不动声色中塑造精英的感觉,逐渐疏远身后的亲人?我隐隐感到竭力营构的优越感正轰然垮掉,自我审视悄然出现。
—这是我内心深处最大的隐秘。这个偶然的场景和事件,堂弟压根不会放在心上,但它却总是自动校准我人生的方向。在此以前,我一次次逃离人生的险境,在周密的计划和有效的努力中,越来越接近“成功人士”的轨迹;在貌似精英化的个人路线图中,逃离故乡是摆脱厄运的起点,远离亲人是塑造精英感觉的开端。我在暗中使劲,众多亲人不体面的容颜,在城市的傲慢和学院的高深中,被我涂抹成模模糊糊、忽略不计的背景;我并非有意远离他们,但不同的人生境遇,确实让亲人之间普通的交集变得遥不可及。
我得承认,堂弟的事,有很多让我迷惑不解。堂弟五个月大的时候失去母亲,幼年并没有得到父亲的细心照料,奶奶过世后,只得和哥哥相依为命。初中都没有读完,为了获取进城打工的机会,他谎报年龄,把实际年龄改大了四岁。我不知道,在戾气横生、情感粗糙的坚硬现实里,一个出身卑微的孩子,在广州多年的辛酸辗转中,如何保存了悲悯和爱的能力?不知道在塘厦混乱、肮脏的环境中,一个底层的打工孩子,在被打、被骗、被拖欠工资、被抓进收容所挨饿三天之后,为何对生活没有太多抱怨,依然懂得去关心亲人?这些基本的情感,恰恰在我多年的求学生涯中,被日渐生硬、冰冷的知识稀释。反观自己的生存,我发现知识的获取,不过让我冠冕堂皇地获得一种情感日渐冷漠的借口,进而在规整、光鲜、衣食无忧的未来图景中,悄然放弃了对另一个群体的注视。从此以后,我意识到,单纯从“经济层面”来观照打工的亲人,并搭配一份来自身份差异的道德优越感,或者敷衍地施以廉价的同情,是多么浅薄而又世故。对亲人精神世界和时代关系的勾连,成为我多年的心愿。
堂弟稚嫩的身影,彻底接通了我和亲人之间爱的通道,这条通道曾经畅通,只不过因为各自境遇的改变,被彼此的生疏、隔膜阻断。在知识的包裹中,我还发现,因为眼光的转向,心灵也重新获得了活力。2002年到2005年,我在中山大学读博士期间,多次接受他们的邀请,去白云区塘厦村和亲人共度传统节日。尽管去过多次,但塘厦村的每一条路、每一栋房子在我眼中都没有差别,我始终无法记住其相似的面目,每次去看他们,还是得由堂弟职培带路。跟着前来接我的堂弟,我一次次在城中村的街道间穿梭,真真切切地见识了什么叫“一线天”,什么叫“握手楼”,什么叫“蜗居”,什么叫暗无天日。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场景在我眼前展开,故乡的美好记忆与他们在南方的生活场景,构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
我决心书写这个群体。当他们进入我的视线,并调动了我强烈的表达欲望时,另一种警惕立即出现—我意识到,在进入他们的生存肌理、深入其内心世界时,要尽量采用浸入式的交流,避免介入式的冒犯。我特别害怕自己不由自主的优越感会凌驾于他们的讲述之上,更害怕他们不经意中讲出的人生经历,会在我的笔下,被文字轻佻地包装为他者的故事。因为对我的信任和爱,亲人们在讲起各自的南下经历时,哪怕谈起最悲惨的事情,都带着笑意,也不懂得煽情。我提醒自己,必须意识到他们讲述背后的情绪过滤与我文字背后情绪膨胀之间的客观差异。
本书的成形尽管来自一次偶然的机会,但如果要进一步溯源,就必须回到十几年前,我不再将乡村视为寄寓乡愁的载体,而是将其作为“问题的场域”。2007年,经由婚姻的关系,我作为一个亲历者,在陌生经验的冲撞下,目睹了外省一个普通农家,怎样在社会转型、城乡碰撞中经受种种挣扎,这种因为深刻嵌入家庭所感知到的血肉相连的真切痛楚,让我进一步确信个体命运和时代之间的深度关联,意识到农村作为社会问题的终端载体,在承受社会剧烈变迁的洗礼时,正在遭受难以摆脱的厄运。这种近距离的观照,让我逐渐明白,场域的差异不是构成困境的原因,共同的身份才是他们领受相同命运的秘密,《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不过是我多年观察的一次偶然出场。由这个视点出发,本书中,我将目光投向了与我生命产生关联的三个村庄:丰三村、凤形村、隘口村,并将其作为整体的书写对象,以此透视乡村更为丰富、复杂的状貌。尽管在地图上,这些普通的村庄,从来无法作为一个醒目的地名而出现,也无人可以指出它们的具体位置,但它们却经由亲人的泪水、呼吸和气息,流转到我的笔端,面目逐渐丰富、清晰。
我书写的立足点来自对三个村庄亲人命运的透视。
丰三村,我作为一个外省女子嫁入的中原村庄。它位居湖北,离我的故地几百公里,若不是姻缘,这个村庄和我的生命产生不了任何交集;直到今天,这里依然生活着我大部分兄弟姐妹和他们的下一代。我得承认,对我来说,它依然有太多的陌生和空白,我既无法感知它整体的历史来路,也无法预测它明天的确定去向。
凤形村,我出生的湖南村庄。尽管自小寄居外婆家,我并未在此地居留多久,但爷爷奶奶墓碑上铭刻的孙辈名字,毫无疑问明确了我人生的来路。任何时候,家族发生了什么大事,告知在异地的我,从来都是一种理所当然。我知道任何一个家庭生、老、病、死的具体消息,知道村庄新修的每一条道路,知道远房叔叔儿子结婚的具体时间。今天,我父亲一脉的大批亲人,依然生活于此,有些并未摆脱生存的困境,但更多长大的孩子,已经踏上了和父辈完全不同的人生征程。
隘口村,我外婆外公生活的村庄。这个弥散了我所有心灵、文化认同的村庄,是我一生精神的滋养地—闭上眼睛,我可以说出村里每一条岔道,可以感知村庄的每一棵果树。尽管和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身份依附关系,但从情感而言,它却深入我骨髓,最能勾起我对乡村的深刻记忆。今天,尽管从经济层面考量,村庄没有陷入触目惊心的贫困状况,但败坏的社会风气还是将它推向了未知的困境。
仅仅是与我有关的三个村庄,就显露出了完全不同的状貌,这提醒我留意,在对乡村的叙述中,任何单一的呈现都无法囊括村庄的丰富,都只能代表乡村的一种面相。在本书中,我试图通过叙述以上三个村庄亲人的生存境遇,观照转型期中国农民的整体命运,并在此基础上,勾勒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复杂图景。这注定本书的文体,既有别于纯粹的文学写作,也不同于专门的学术著作。同时,我的专业背景与我以及所叙对象之间的情感牵连,都使我对情感的过滤难以做到彻底,但这并不妨碍本书的初衷,仍是问题推动下的真相呈现。
和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调查比起来,也许书中的诸多表述都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显得杂糅和不纯粹。但对本书的写作而言,因为对亲人命运的呈现是建立在共同的经验基础上,资料的获取也都在拉家常的状态下进行,没有刻意采用面对“他者”时所用的田野方式,这样,弥漫其中的主观色彩,因为渗透了来自情感的理解,附加了一份切肤的体恤,在知识过于密集的语境中,唤醒情感在叙述中的自然出场,自有其必要和价值。和很多侵入式的研究相比较,这种知根知底的表述,因为姿态的平等和耐心的陪伴,更能将谈话对象还原到各自的语境,从而更好地凸显其生存肌理和内心隐秘。
我始终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命运纠葛,在中国语境下对任何一个家庭的透视、对任何一个群体的透视,都能获得隐喻时代的效果,实现对真相的指证。作为一个亲历者和介入者,我目睹亲人命运的变迁,感知他们的喜、怒、哀、乐,理解他们生存选择背后的动因,知道每一个家庭隐匿的具体状貌和复杂牵连;虽然我无法保证由此进入人类学式的专业考察,但这些真实、复杂的经验,却让我找到了一个切口,对二三十年来转型期的乡村进行思考、透视。
毫无疑问,此书直面的是农村问题,农村问题多种面相的差异客观存在,我所叙述的三个村庄,只不过是广阔大地的一个缩影。尽管本书无法穷尽一切村庄的细致肌理,但它依然能从整体上凸显农村状貌和其他要素的关联。说到底,农村问题从来不只和农村有关,它的背后关联着更广阔的世界。当全球一体化的序幕拉开,信息化伴随现代性强势渗透,农村的生存,从细处看,是一幕幕揪心的悲喜剧,但从大处看,却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互相竞争、交融的必然结局。对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而言,当下农村问题的尖锐性在于,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整个社会承受不起农村衰败的代价,承受不起农村青年上升通道被堵塞后的代价。
关于农村的出路,我在本书中并没有提供面容简洁的答案,这固然缘于乡村境况的复杂性: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转型早已呈现出疑难杂症的症候,即任何单一的方子都无法做到药到病除。更缘于乡村作为所有问题的终端场域,与各种要素之间的复杂关联:从空间层面看,农村与城市紧密连接,无法分割;从时间层面看,过去、现在和未来环环相扣,互为因果;从发展层面看,农村经济维度与文化、政治、精神维度产生了真实较量。在现代化进程中,尽管有些村庄因为地缘、政策和其他优势,获得了好的机遇,但更多的村庄,伴随经济凋敝、价值失范及人心荒芜,早已成为广袤国土上的触目伤疤,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正因为这样,我对当下更多停留于“经济维度”来观照、理解农村的路向深怀警惕,对种种流于表面、表演性的举措并不看好。今天,农村的诉求不应简单地停留于经济层面,精神和文化的需求也应得到重视。如何帮助农村建构一种自然而有意义的价值认同,激活农村与传统文化的情感牵连,激发其自身的发展动力,避免陷入单一消费主义的陷阱,已成为当下农村政策、新农村建设面临的现实语境,也成为知识生产进程中面临的现实难题。
七十年前,费孝通在写作《内地的农村》时,曾坦言:“我在这本书里所说的,我相信都是有事实根据的,因为我是个极力主张社会科学一定要从实地研究开始的人。十多年来,我一直为这主张而工作,而且常希望我们这种实地研究的工作能有一天挽回现在风行的空谈和官僚性闭门造数字的空气。我宁可因求真实性而牺牲普遍性。”跨越时空,费老“宁可因求真实性而牺牲普遍性”的叮咛,今天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对我而言,从熟悉的农村场域,进入社会转型期诸多难题的考察,是我目前找到的有效介入方式。尽管在现有的知识谱系和学科架构中,个体经验依然面临有效性质疑的风险,但我相信,在一个事实上的大时代中,没有谁可以和时代的裂变逃脱干系。说到底,“乡村镜像”隐喻了中国和时代的整体图景。只不过,在直面城乡关系时,越来越多的知识人认同城市视角,并由此带上优越和强势的眼神,难以从内心承认城市与乡村一体的事实。
本书的写作,是我远离乡村后,作为短暂身份上的城市人,向永久文化上的乡下人的回望、致意。
2016年5月26日
 
第三章 长在隘口村
一 村庄文化的根及80年代的日常生活
 
村庄的根
外婆所在的村子叫隘口村,隶属湖南汨罗长乐镇。长乐镇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深厚,因为紧靠汨罗江,有古街数条,有繁忙的古港,商业十分发达。在外婆的印象中,民国时期镇上的热闹远超现在的繁华。我们小时候将“镇子”称为“街上”,“到镇上去”说成是“上街”。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中,多次提到长乐镇,其中词条“晕街”中的“街”,即指“长乐街”。从饮食看,长乐甜酒最为有名;从民俗看,流传至今的“故事会”(现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闻名中外,被视为古镇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小时候,每到过年,上街看故事,成为每一个孩子的最爱。故事会是长乐流传了几百年的民俗形式,内容以民间传说为主,包含了忠孝节义的价值传播;形式以台阁展示为主,融合了强烈的古典趣味。因为出故事的过程,调动了普通民众的热情,包含了上市街和下市街的竞争和对垒,客观上赋予了它可持续发展的活力。每逢过年,尤其是到元宵节,长乐街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看故事,不但成为全镇人民的共同节日,也成为周边乡镇民众的节日。印象中,除了90年代末期到2006年前后稍稍冷清以外(此时正是“买码”、赌博、吸毒泛滥的时期),大部分时间,每年的春节,在长乐街都能看到玩故事。
独特的传统,塑造了长乐镇人独特的性格:聪明活泛、行动力强、团结义气、爱面子、讲排场、喜欢热闹、族群认同感强、不安分、喜欢冒险。相比临近的三江乡,因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长乐镇除了青狮村的“青狮桥人”外, 大部分居民不太信奉“读书改变命运”(青狮桥人重视读书,也不是为了改变命运,而是几百年来,诗书之家的习惯传承)。在他们眼中,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中国,中国最好的地方是湖南,湖南最好的地方是汨罗,汨罗最好的地方是长乐,无论在外面赚了多少钱,终归要回到长乐街的家乡。我还惊讶地发现,我出生的凤形村,亲人中外出打工的很多男孩,带回了全国各个贫困地区的女孩子结婚;而在隘口村,几乎没有找外地女子的情况。就算条件不太好的男子,他们宁愿找长乐峒里姑娘,也不愿找外地女子。
从人员分布看,长乐镇主要有黄、周、杨、陈、鲁、余等十三大姓氏,其中第一大姓为黄姓,即我外婆娘家,坐落在长乐镇东北面的青狮桥,距离镇子三公里。青狮桥自古重视文化教育,是长乐镇历史上读书入仕最多的家族。我小时候因为经常跟随外婆回娘家,总的印象就是青狮桥多大户人家,后来查找资料才发现,历史上,青狮桥确实是一个重教兴学的地方,村民大多信仰基督教,宗族势力一直强大。现在修建的祠堂,除了敬奉祖先,同时兼办幼儿园,由村庄外出发达的人捐建,条件非常优越。现代化进程中,面临乡村的凋敝,青狮桥的祠堂,实实在在地解决了村民的后顾之忧,凸显了宗族极大的修复、输血能力。
因为和外婆的亲密关系,在我童年的印象中,尽管青狮桥更多时候作为“外婆的娘家”而出现,但其通过外婆对我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的形成,还是起到了无形的熏染作用。外婆一生爱干净、讲究精致、对食物有着天然的敬惜之情,对婚姻中的男女关系,强调女性的隐忍和包容。在她看来,生育子嗣,更是女性的天职。外婆对我的最后一次教诲,是我博士毕业以后,曾向她提起,压力太大,不想生孩子。她将此记在心里,没有多说,只在当天晚上,和我慢悠悠地说起村上的贵奶奶,因为没有生养所遭受的委屈和凄伤,尤其强调了去世以后的冷清场景。我始终记得外婆向我强调的一句话,“千金难买亲生子,没有孩子,老了太可怜”。和鲁家塅浓厚的生活氛围比起来,来自青狮桥的外婆,天然具有大家闺秀的气质。我从小便从她的讲述中得知,外婆的父亲是个秀才,在汨罗江边中了别人的冷炮,爬到江边喝了很多凉水,失血过多,不幸身亡,死时才三十多岁。在外婆扎实、高大的衣柜中,有一个朱红色的皮箱,是老外公当年用来装卷子、官帽用的,外婆在晚年,将箱子送给了我弟弟。据说,外婆当年之所以同意唯一的女儿嫁到三江,很大程度缘于爸爸姓黄。
长乐镇的第五大姓“鲁姓”,是我外公的姓氏,主要分布在鲁家塅屋场。从文化根源和村人的性格而言,鲁家塅和长乐街相差无几。以我二舅的话说,“长乐街原来有半条街都是鲁家塅的,现在还有一条鲁巷”。从二舅保存的家谱可以看到,鲁姓始祖任牧公,于元末自江西铁树观迁入湖南境内,一开始确实定居长乐街。尤其在洪武四年,德华公在长乐十字街置办产业多处;嘉庆年间,斐延公倡建鲁氏祠堂,位于长乐中街,1949年尚有遗址留存,现已全部改建。换言之,鲁氏先人,曾居住长乐街达六百余年,但现在几乎全部迁居长乐镇北郊的隘口村,俗称团山鲁家塅。在长乐的“故事会”中,鲁家塅属于上市街范畴,可以协助其他姓氏,一起参与上市街的故事比拼。现隘口村有两千余人,鲁姓人口有一千左右。村庄东北两面环山,中间是大片良田,房子依山而建,比邻而居,从背面的隘口水库下来,有一小溪流经村庄,有山有水,灵秀自然。我自小在鲁家塅长大,那里良好的自然环境与和谐的人际关系,给我留下了极其美好的童年回忆。
 
80年代村庄的日常生活
打讲(闲聊)
外公在世时,我注意到一个事实,他对自己喜欢的老人,最高评价就是,“这个老倌子好打讲(发“港”音)”。外公因为要吃炒肉,而外婆坚持要吃炖肉,两人经常发生争吵,当外公以失败告终时,他常常气得绷着一张脸,不断地嘟囔,“这个阿婆子怎么这样不好打讲”?
外公在世时,是一个公认好打讲的老人。他认识的人很多,每天早晨起床、坐在阶基上乘凉时,总有冲里的老人跟他打招呼,“岳爹,你老人家好早啊”!外公照例会留他们歇歇,照例会留他们喝口茶,照例会与他们打打讲。“宋爹唉,我们都是黄土淹齐了脖子的人,你老人家凡事要看开点,不要打太多转身,不要太劳神费力。没事就多坐一下,到了这个年纪,今天不晓得明天。”于是,外公要外婆去称肉,买点瓜子,打点酒,他要留宋爹吃午饭,两个老人准备好好打打讲。他们照例会讲到大集体那年,去华容贩鸭子;讲到那年发大水,鸭子全部死光,不但钱没赚到,反而欠下了一屁股烂账。
外公对鸭子有着超乎常人的兴趣,他不但贩鸭子,还养鸭子,我小时候待在他身边,跟着放鸭子是我最喜欢的事。外公养鸭子极其有耐心,不但挖蚌壳、掏螺蛳给鸭子吃,到夏天怕鸭子上火,还要给它们煎凉茶。为了买鸭苗,他每年都会步行到华容或湖北监利一趟,而宋爹就是陪他最多的老伙计。可想而知,两位老人碰到一起后,有多少共同语言可以打讲。
与打讲对应的,还有一个词,扯谈。隘口村人爱扯谈,外婆很利索地将家里一切料理好后,告诉外公,要到冲里去敬神,但在路上碰到福奶奶,竟然跟福奶奶在树阴下,扯了一个上午。亲人对外婆的整体评价相当高,但他们共同的遗憾,就是嫌外婆知道的太多。他们坚持,要是外婆再糊涂一点,那方圆几百里,就没有老人可以和她相比。但外婆偏偏不能如他们的愿,她活得很通透,知道别人不知道的很多事情。外婆有很多好打讲的老人,她们坐在一起,围着吊壶,边喝茶边闲谈,很快就能消磨一天。她们的话题无非就是儿子、媳妇、孙子,不是东家媳妇的嫂子躲计划生育,没有生到儿子;就是西家的傻儿子,之所以蠢成了一坨泥,主要是因为爷爷在世时,做多了歹事,遭到了现世报应。聊完了别的村庄,就聊身边的人,彩妹子之所以如此厉害,一来就给喜奶奶一个下马威,主要来自娘家的教训。
令我妈妈不解的是,她离开隘口村嫁到凤形村,凤形村里的很多事情,从来没人告诉过外婆,但外婆对村庄发生的一切,却了如指掌,一清二楚,甚至爸爸同事离婚的消息,她也知道前因后果和其中的关键细节。外婆捕捉信息的能力让我吃惊,她甚至知道隘口村最有名的彩妹子,她弟弟和古仑一个姑娘废婚的原因。我还注意到一个事实,当年隘口村没人打麻将、也没人疯狂“买码”时,大家在一起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打讲、扯谈。而现在,只要有四个人,就肯定拼一桌麻将,只要有两个人,聊的话题就和“买码”有关。我不知道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是村庄闲人的减少,还是公共的晒谷坪被分割。外婆一次次地感叹,“福奶奶走了好多年了,三奶奶也去了好多年了,慧妈子快不行了,以后打讲的人越来越少,只怕阎王老子也快收我了”。
隘口村男人间的打讲,涉及的话题,比起外婆她们这群老婆婆,要宏大、深刻得多。我在武汉大学念硕士时,每个月都有讨论课,每次我的选题还没讲完,张老师就一锤定音,得出结论,“典型的湖南人”。他的根据是,我不论谈什么作家,总要扯到政治上面,总要扯到诸如启蒙的主题上。他根本没有料到,隘口村一个最没文化的男人,在打讲时候所谈论的话题,比我所讨论的选题都要深刻得多,要“启蒙”得多,当然也宏大得多。
隘口村人对宏大叙事的迷恋,一直使我迷惑不解,直到离开家乡外出念书,我才对此有更深的体会。我仔细回忆,在我童年耳闻大人的扯谈中,十有八九离不开国家大事,在八个关于国家大事的主题中,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内容与收复台湾、惩治贪官、改造社会有关。尽管隘口村的男人在扯谈到正有兴头时,总是被堂客们吆喝着回家吃饭,或是不得不配合阉猪的兰老倌,一起去抓猪栏里的猪崽,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心怀天下的胸怀,干完手头的活,几个人很快就能进入谈论国家大事的状态。隘口村的金贵,刚刚还因为欠了别人的牌账,吓得到处躲债,但看到隘口村的男人又挤在晒谷坪里打讲,还是忍不住抛头露面地加入进来,并及时更正了苏联60年代撤离中国的具体时间,附带补充了他所知道的内幕消息。
更令我惊讶的是,隘口村人对赚钱似乎天生没有太多兴趣,尽管隘口村的经济基础在周边数一数二,但他们从来就没有仅仅被积累金钱所吸引。就算做生意,他们内心向往的项目,也是与他们的财力、修养搭不上边的贩古董。在我看来,这种只有大学历史、考古专业的教授才有资格玩的门路,居然被我称为“彪八面”的表哥玩得团团转。也许,隘口村人骨子里的不切实际,和爱打讲、扯谈的习惯息息相关。
我到广州念书后,目睹广东老板哪怕家财万贯,依然勤勤勉勉做小生意时,两相对照,才发现隘口村人真的很懒,他们宁愿花时间在天南海北闲谈上,也不愿好好打理家里的几亩田。他们宁愿相信,只要有一人“买码”发了财,自己就一定能够跟着发财。当我回家告诉妈妈,不到外面去看不知道外面的人有多勤劳时,妈妈显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只是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穷也是一世人,阔也是一世人,他们都看得开,懒惯了啊”!
事实就是这样,如果隘口村人确实能从闲扯中获得快乐,如果他们的酸甜苦辣,都能在打讲中付之一炬,我又有什么理由,强求他们一定要扎脚勒手、大汗淋漓地以深圳速度再建一个经济特区呢?如果他们在吃饱了饭后,始终坚持世上最有味、最过瘾的事就是扯谈,我为什么要自作多情,将隘口村人的懒散,归结到他们爱扯谈的习惯上呢?我凭什么要区分隘口村晒谷坪上成群结队的扯谈,和北京、上海、广州那些城里人跑去泡吧?既然隘口村人能够以最小的成本,享受到聊天的乐趣,我凭什么一定要对隘口村人爱扯谈的习惯不满呢?
事实上,我从内心深处羡慕他们,我羡慕隘口村人没有一点思想压力,躺下去就能呼噜呼噜睡个大觉,不像我,不是担心课题的进展,就是担心怎样发几篇核心期刊论文。我羡慕他们每时每刻都有人陪着扯谈,不像我,无聊时候,只能困兽般地在房间走来走去,拿起电话簿,却不知可以拨通谁的电话,最后只得无奈放弃。尽管在他们眼里,我过得很好,但我知道,我永远没有他们那份扯谈的闲心,我永远也不可能像他们一样,走在村庄的任何角落,都会碰到熟悉的、能说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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