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文摘
尽管眼下十分艰难，可日后这段经历就会开花结果
三十岁那年，我获得文艺杂志《群像》的新人奖，以作家身份正式出道。那时候，我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人生经验，虽然谈不上多么丰富，却与普通人或者说常人有些不同的意趣。通常大家都是先从大学毕业，接着就业，隔一段时间，告一段落后再结婚成家。其实我原先也打算这么做，或者说，马马虎虎地以为大概会顺理成章变成这样。因为这么做，呃，是世间约定俗成的顺序。而且我（好也罢坏也罢）几乎从来没有过狂妄的念头，要与世情背道而驰。实际上，我却是先结婚，随之为生活所迫开始工作，然后才终于毕业离校的。与通常的顺序正好相反。这该说是顺其自然呢，还是身不由己便木已成舟，总之人生很难按部就班地依照既定方针运作。
反正我是一开始先结了婚（至于为什么要结婚，说来话长，姑且略去不提），又讨厌进公司就职（至于为什么讨厌就职，这也说来话长，姑且略去不提），就决定自己开家小店。那是一家播放爵士唱片，提供咖啡、酒类和菜肴的小店。因为我当时沉溺于爵士乐（现在也经常听），只要能从早到晚听喜欢的音乐就行啦！就是出于这个非常单纯、某种意义上颇有些草率的想法。我还没毕业便结了婚，当然不会有什么资金，于是和太太两个人在三年里同时打了好几份工，总之是拼命攒钱，然后再四处举债。就这样用东拼西凑来的钱在国分寺车站南口开了一家小店。那是一九七四年的事。
值得庆幸的是，那时候年轻人开店不像现在这样耗费巨资，所以和我一样“不想进公司上班”“不愿向体制摇尾乞怜”的人们，就到处开起小店来，诸如咖啡馆、小饭馆、杂货店和书店。我的小店周边也有好几家同龄人经营的店。血气方刚、貌似学生运动落魄者的家伙们也在四周晃来晃去。整个世间好像还有不少类似“缝隙”的地方，只要走运，找到适合自己的“缝隙”，就好歹能生存下去。那是一个虽然事事粗枝大叶，却也不乏乐趣的时代。
我把从前用过的立式钢琴从家里搬过来，周末在店里举办现场演奏会。武藏野一带住着许多爵士乐手，尽管演出费低廉，大家却（好像）总是快快活活地赶来表演。像向井滋春啦，高濑亚纪啦，杉本喜代志啦，大友义雄啦，植松孝夫啦，古泽良治郎啦，渡边文男啦，可真让人开心啊。他们也罢我也罢，大家都很年轻，干劲十足。呃，遗憾的是，彼此都几乎没赚到什么钱。
虽说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毕竟负债累累，偿还债务颇为艰苦。我们不单向银行举债，还向朋友借款。好在向朋友借的钱没几年就连本带利还清了。每天早起晚睡、省吃俭用，终于偿清了欠债，尽管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当时我们（所谓我们，指的是我和太太）过着非常节俭的斯巴达式的生活。家里既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甚至连一只闹钟都没有。也几乎没有取暖设施，寒夜里只好紧紧搂着家里养的几只猫咪睡觉。猫咪们也使劲往我们身上贴过来。
每个月都要偿还银行的贷款，有一次怎么也筹不到钱，夫妻俩低着头走在深夜的路上，拾到过掉在地上的皱巴巴的钞票。不知该说是共时性原理，还是某种冥冥中的指引，那偏巧就是我们需要的金额。第二天再还不上贷款的话，银行就会拒绝承兑了，简直是捡回了一条小命（我的人生路上不知何故经常发生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本来这笔钱应该上交给警察，可那时我压根儿就没有力气说漂亮话。对不起了……事到如今再来道歉也无济于事。呃，我愿意以其他方式尽可能地返还给社会。
我无意在这里倾吐委屈，总之是想说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一直生活得十分艰辛。当然，世上际遇更惨的人不计其数。在他们看来，我的境遇恐怕只能算小菜一碟：“哼，这哪里算得上什么艰辛！”我觉得这种说法也没错，但一归一二归二，对我而言这已经足够艰辛了。就是这么回事。
然而也很快乐。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年轻，又非常健康，最主要的是可以整天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店铺虽小，却也算是一国之君、一城之主。无须挤在满员电车里行色匆匆地赶去上班，也无须出席枯燥无聊的会议，更不必冲着令人生厌的老板点头哈腰，还能结识形形色色的有趣的人、兴味盎然的人。
还有一点十分重要，我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了社会学习。说“社会学习”似乎太直白，显得傻气，总之就是长大成人了。好几次差点头撞南墙，却在千钧一发之际全身而退。也曾遇到过污言秽语、遭人使坏，闹得满腹怨气。当时，仅仅因为是做“酒水生意”的，就会无端地受到社会歧视。不单得残酷地驱使肉体，还得事事沉默忍耐。有时还得把醉酒闹事的酒鬼踢出店门外。狂风袭来时只能缩起脑袋硬扛。总之别无所求，一心只想把小店撑下去，慢慢还清欠债。
不过，总算心无旁骛地度过了这段艰苦岁月，而且没有遭受重创，好歹得以保全性命，来到了稍稍开阔平坦一些的场所。略作喘息之后，我环顾四周，只见眼前展现出一片从未见过的全新风景，风景中站着一个全新的自己—简而言之就是这样。回过神来，我多少变得比以前坚强了一些，似乎多少（不过是一星半点）也增长了一些智慧。
我丝毫没有奉劝诸位“人生路上要尽量多吃苦头”的意思。老实说，我觉得假如不吃苦头就能蒙混过关，当然是不吃更好。毫无疑问，吃苦受难绝不是乐事一桩，只怕还有人因此一蹶不振，再也无法重整旗鼓。不过，假如您此时此刻刚好陷入了困境，正饱受折磨，那么我很想告诉您：“尽管眼下十分艰难，可日后这段经历说不定就会开花结果。”也不知道这话能否成为慰藉，不过请您这样换位思考、奋力前行。
人生这玩意儿，琢磨起来真是奇妙
一九七八年四月一个晴朗的午后，我到神宫球场去看棒球赛。是那一年中央棒球联盟的揭幕战，由养乐多燕子队对阵广岛鲤鱼队。下午一点开赛的日场。我当时是养乐多燕子队的球迷，又住在距离神宫球场很近的地方（就在千谷的鸠森八幡神社旁边），常常在散步时顺便溜达过去看场球赛。
要知道那时候养乐多燕子队十分弱小，万年B级，球队又穷，更没有知名度高的球星，理所当然也没什么人气。虽说是揭幕战，外场席却观众寥寥。我一个人斜躺在外场席上，边喝着啤酒边看球。当时神宫球场的外场席不设座椅，只有一面铺满绿草的斜坡。我还记得当时非常心旷神怡。晴空万里，生啤冰凉，久违的绿草坪上清晰地映出白色的小球。棒球这玩意儿，还是得到球场来看啊。我由衷地想。
养乐多打头阵的击球手是来自美国的戴夫·希尔顿，一位清瘦的无名球员。他排在打击顺序的第一棒。第四棒是查理·曼纽尔，他后来当上了费城人队的总教练，驰名天下，当时还是个力气很大的精悍的击球手，日本的棒球迷管他叫“红鬼”。
广岛鲤鱼队打头阵的投手记得好像是高桥（里）。养乐多队的头阵则是安田。第一局下半局，高桥（里）投出第一球，希尔顿漂亮地将球击到左外场，形成二垒打。球棒击中小球时爽快清脆的声音响彻神宫球场。啪啦啪啦，四周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这时，一个念头毫无征兆，也毫无根据地陡然冒出来：“对了，没准我也能写小说。”
那时的感觉，我至今记忆犹新。似乎有什么东西慢慢地从天空飘然落下，而我摊开双手牢牢接住了它。它何以机缘凑巧落到我的掌心里，我对此一无所知。当时就不甚明白，如今仍莫名所以。理由暂且不论，总之它就这么发生了。这件事该怎么说好呢，就像是天启一般。英语里有个词儿叫“epiphany”，翻译过来就是“本质的突然显现”“直觉地把握真实”这类艰深的文辞。说得浅显些，其实就是“某一天，什么东西突如其来地闪现在眼前，于是万事万物为之面目一变”的感觉。这恰恰是那天下午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以此为界，我的人生状态陡然剧变。就是在戴夫·希尔顿作为第一击球手，在神宫球场打出潇洒有力的二垒打的那一瞬间。
比赛结束后（我记得那场比赛是养乐多队获胜），我坐上电车赶往新宿的纪伊国屋，买了稿纸和钢笔（SAILOR牌，两千日元）。当时无论是文字处理机还是个人电脑都没有普及，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手写。不过有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心扑通扑通地乱跳。因为用钢笔在稿纸上写字，对我来说实在是暌违已久的事了。
夜深时分，结束店里的工作后，我坐在厨房的饭桌前开始写小说。除了天亮前那几个小时，我几乎没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这样，我花了差不多半年时间，写出了一部小说《且听风吟》（起初是叫别的题目来着）。第一稿写完，棒球赛季也快结束了。顺便一提，那一年养乐多燕子队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摘取了联盟冠军，又在全日本统一冠军总决赛中击败了拥有最强投手阵容的阪急勇士队。那实在是个奇迹般美好的赛季。
《且听风吟》不足二百页稿纸，是一部篇幅较短的小说。不过费了我好些功夫才写完。没什么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是原因，但与之相比，毋宁说是因为我对小说该怎么写根本一窍不通。说老实话，我以前热衷阅读十九世纪的俄国小说和平装本英语小说，还未曾系统地认真阅读日本现代小说（即所谓的“纯文学”），所以不太明白当下的日本流行什么小说，也不知道该如何用日语写小说为好。
不过，我大致设想了一番：“大概就是这么个东西吧？”花了几个月写了篇还像那么回事的东西。然而写好后一读，连自己也觉得不怎么样。“哎呀，这样可真是一筹莫展。”我颇感失望。该怎么说呢，大抵有了小说的模样，可是读来觉得无趣，读完后也没有打动人心的东西。连写的人读了都有如此感受，只怕读者更如此想了。心中不禁有些沮丧：“我这个人还是没有写小说的才能啊。”一般人应该会黯然放手，然而我的手心还清晰地留着在神宫球场外场席上得来的epiphany的感觉。
转念一想，就算写不好小说也是理所当然。自打出生以来，就没写过什么小说，不可能一提笔就洋洋洒洒写出一篇杰作。也许就是因为一心想写出高明的小说、像模像样的小说，反而行不通。“反正也写不出好小说来，干脆别管什么小说该这样、文学该那样的规则，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写出胸中所感、脑中所想，不就可以了吗？”
话虽如此，可要“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写出胸中所感、脑中所想”，却远不像嘴上说说那么简单。尤其对一个从来没有写过小说的人来说，这无疑是天下第一难事。为了彻底改变思维方式，我决定暂且放弃稿纸和钢笔。只要把它们放在眼前，这一身架势就不由自主地变得“文学”起来。取而代之，我搬出了收在壁橱里的Olivetti英文打字机，试着用英文写起了小说的开篇。反正不管什么都行，我就是想试试“不同寻常的事”。
当然，我的英语写作能力不足挂齿，只能使用有限的单词，凭借有限的句法来写文章，句子当然也都是短句。不管脑袋里塞满多么复杂的念头，也无法原模原样地表达出来。只好改用尽量简单的语言讲述内容，将意图转换为浅显易懂的文字，把描写中多余的赘肉削除，使形态变得紧凑，以便纳入有限的容器里。文章变得粗浅不文了。但正是在这样辛勤写作的过程之中，我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章节奏般的东西。
我生在日本长在日本，从小就一直作为日本人使用日语，所以在我这个系统中，满满当当地充塞着日语的种种词汇种种表达。想把心里的情感和情景转换为文章时，这些内容就会忙乱地来来回回，在系统内部引发冲撞。但如果用外语去写文章，恰恰由于词汇和表达受限，反而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形。而且我那时发现，尽管词汇和表达的数量有限，但只要有效地进行搭配，通过运用不同的搭配方式，也可以十分巧妙地传情达意。也就是说，“根本无须罗列艰深的词汇”，“不必非用感人肺腑的美妙表达不可”。
多年以后，我才发现一位叫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的作家运用有相同效果的文体，写过几篇美妙的小说。她是匈牙利人，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时流亡瑞士，在那里半是出于无奈，开始用法语写小说。因为用匈牙利语写小说的话，她根本无以为生。法语对她来说是（事出无奈）后天习得的外语。然而她通过用外语写作，成功催生出了属于自己的新文体。短句搭配的巧妙节奏、率直不繁的遣词用句、毫不做作的准确描写，虽然没有着力渲染什么重大的事件，却弥散着深邃的谜团般的氛围。我清楚地记得多年后第一次读到她的小说时，从中感受到了似曾相识的亲切，虽然我们作品的倾向大不相同。
总之，我发现了这种用外语写作的有趣效果，掌握了属于自己的写作节奏后，就把英文打字机又收回了壁橱里，再次拿出稿纸和钢笔，然后坐在桌前，将英语写成的整整一章文字“翻译”成了日语。说是翻译，倒也并非死板的直译，不如说更接近自由地“移植”。这么一来，其中必然会浮现出新的日语文体。那也是我自己独特的文体，是我亲手觅得的文体。当时我想：“原来如此，只消这样去写日语就行了。”正所谓是茅塞顿开。
我时常被人家说“你的文字满是翻译腔”。翻译腔究竟是什么，我不太明白。但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也算一语中的，但在某种意义上却又脱离靶心偏了题。就字面意义而言，开篇那一章还真是“翻译”成日语的，所以这话也不无道理，然而那不过是一个实际性的过程问题。我那时的目标是剔除多余的修饰，追求“中立”的轻快灵动的文体。我并非想写“稀释了日语性的日语文章”，而是想运用尽量远离所谓“小说语言”和“纯文学体制”的日语，以自身独有的自然的声音“讲述”小说。为此就需要奋不顾身。说得极端一点，也许对于当时的我，日语无非是功能性的工具而已。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对日语的侮辱。实际上我曾经受到过类似的批判。然而语言这东西原本是刚强的，拥有久经历史考验的坚韧力量，无论受到何种人物何等粗暴的对待，都不至于损伤其自律性。用尽所能，想尽一切办法检验语言的可能性，极力拓展那有效性的范围，是每一位作家被赋予的权利。没有这样的冒险精神，任何新事物都不可能诞生。如今，日语对我来说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一件工具。说得稍微夸张些，我相信继续锲而不舍地探究日语的工具性，无疑与日语的重生密切相关。
总之我就是这样运用新获得的文体，将已然写就的“不甚有趣”的小说，从头到尾完完全全改写了一遍。小说的情节大致相同，但表现手法却迥然相异，读后的印象也全然不同。那就是现在这部名为《且听风吟》的作品。我绝不是对这部作品的质量感到满意。写成之后重读一遍，我觉得这是一部尚不成熟、多有缺点的作品，只写出了自己想要表达的两到三成，但的确感到自己总算用大致可以接受的形态，写出了第一部小说，从而完成了一次“宝贵的挪移”。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以自己的方式对那种epiphany的感觉作出了回应。
写小说时，我感觉与其说在“创作文章”，不如说更近似“演奏音乐”。我至今仍然奉若至宝地维持着这种感觉。说起来，也许这并非是用脑袋写文章，而是用身体的感觉写文章。也就是保持节奏，找到精彩的和声，相信即兴演奏的力量。总而言之，当我深更半夜面对着餐桌，用新近获得的自己的文体写小说（似的东西）时，简直就像得到了崭新的工具，心怦怦狂跳，兴高采烈。至少，它巧妙地填满了我在三十岁即将来临时感到的内心空洞般的东西。
如果把最初写的那部“不甚有趣”的作品与现在的《且听风吟》对比一下，大概更清楚一些，遗憾的是那部“不甚有趣”的作品早就被丢弃了，没办法作比较。那是一部怎样的作品，我也差不多忘得一干二净。要是保存下来就好了，可当时我心想，这玩意儿留着有什么用？随手就扔进了垃圾箱。我能回忆起来的，只有“写它时心情不算太好”这一点。写那样的文章并非乐事。因为那文体并非发自内心地自然流露，就像穿着尺码不合身的衣服去运动一样。
春天里一个周日的早晨，《群像》的编辑打电话告诉我：“村上兄的参赛小说闯进了新人奖评选的最后一轮。”距离神宫球场那场揭幕战已有将近一年，我已经度过了三十岁的生日。记得好像是上午十一点过后，因为前一天工作到深夜，我还没睡醒，困意朦胧，尽管手里拿着听筒，却没能理解对方究竟要告诉我什么。我甚至（真的是实话实说）早把向《群像》编辑部投稿的事忘到脑后了。只消写完它、姑且交到了某个人手里，我那“想写点什么”的心情便已释然。说起来无非是一部新起炉灶、信笔写来、一挥而就的作品，压根儿没想到这种东西居然能闯入最后一轮评选。连书稿的复印件都没留下。所以，倘若不是闯进了最终评选，这部作品肯定会不知所终、永远消亡了。而且我大概也不会再写什么小说。人生这玩意儿，琢磨起来真是奇妙。
据那位编辑说，连我的在内，共有五部作品闯进了最后一轮。我心里“咦”了一声。然而，还是因为睡意未消的缘故，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感受。我钻出被窝，换好衣服，与妻子一道出门散步。走过明治大街的千谷小学旁，看见绿荫丛中趴着一只信鸽。抱起来一看，好像是翅膀受了伤，脚上套着名牌。我双手轻轻地捧着这只鸽子，把它送到了表参道同润会青山公寓（如今变成了“表参道Hills”）隔壁的岗亭，因为那是距离最近的岗亭了。我们沿着原宿的后街小路走过去，受伤的鸽子在我掌心暖暖地微微颤抖。那是一个晴朗舒爽的星期天，周围的树木、建筑、商店橱窗都在春日的阳光下闪耀，明亮而美丽。
这时我陡然想到，我肯定会摘取《群像》新人奖，并且从此成为小说家，获得某种程度的成功。看起来颇为厚颜，但不知何故，我确信会是这样，这个念头清楚无误。这与其说是逻辑性的想法，不如说是出于直觉。
我还清晰地记得三十多年前一个春日的午后，在神宫球场外场席上，那个东西飘然飞落到掌心时的感触；我的掌心同样记得一年之后，又是一个春天的下午，在千谷小学旁抱起的受伤鸽子的体温。当我思考“写小说”这件事的意义时，总是会回忆起那些感触。对我而言，这样的记忆意味着相信自己身上必有无疑的某种东西，以及梦想着将它孕育出来的可能性。这种感触至今仍然留在我身上，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写第一部小说时感受到的创作的“舒爽”与“快乐”，直到今天也基本没有改变。每天一大早睁眼起床，到厨房里热一壶咖啡，倒进大大的马克杯里，端着杯子在书桌前坐下，打开电脑（时不时还会怀念四百字一页的稿纸和用了多年的万宝龙粗头钢笔）。然后开始左思右想：“好了，接下来写什么呢？”这时候真是幸福。老实说，我从没觉得写东西是苦差事，也从来没有因为写不出小说而劳神苦形（真是堪称幸运）。不如说，如果不快乐，写小说的意义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赞同把写小说当作服苦役的想法。小说这东西写起来应当奔流如川、喷涌如泉。
我绝不是以天才自居，也从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特殊的才华。当然，连续三十多年作为职业小说家生存下来，我肯定也并非全无才能。大概原本就有些资质，或者说不同于其他人的倾向。然而这类事自己思来想去也毫无益处，还是交给别人去判断吧—如果哪儿有这种人的话。
我长年以来最为珍视的（如今依然最为珍视），就是“我被某种特别的力量赋予了写小说的机遇”这个坦率的认识。而我也算是抓住了这个机遇，又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于是成了小说家。说到底，就结果而言，我是被别人（不知是何许人）赋予了这样的“资格”。我只想坦率地对这种状况表示感谢，并且像保护受伤的鸽子一样珍爱地守护着获得的资格。我现在仍然在写小说，我为这件事感到喜悦。至于别的，以后再说。
关于文学奖
这是不久前的事。某文艺杂志的卷末专栏写到了芥川奖，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芥川奖这东西大概是相当有魔力的。因为有落选后会大吵大闹的作家，所以其声名益发响彻云霄。又因为有村上春树这样落选后对文坛避而远之的作家，所以其权威性益发明显。”这篇文章的作者叫“相马悠悠”，想必是化名吧。
我的确在许久以前两次入围芥川奖，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两次都没有获奖，而且也确实一直在相对远离文坛的地方做着自己的事。然而，我和文坛保持距离，并非是未曾获得（或许该说未能获得）芥川奖的缘故，而是因为我对涉足那种场所一无所知又了无兴趣。在两件本来毫不相干的事物之间（可谓是）随意瞎找因果关系，未免叫我困惑。
看到人家这么一写，世间没准就有人老老实实地信以为真：“哦？原来村上春树是因为没得到芥川奖，才远离文坛去混日子呀？”只怕一不留神，这种说法就会变成世间公论。我原以为将推理与结论分开使用是写文章的基本原则，难道并非如此吗？呃呃，虽然我的所作所为还是那副老样子，可从前被说成“受到文坛的冷落”，如今却被说成“对文坛避而远之”，或许应当额手称庆才是。
我之所以居于距离文坛较远之地，原因之一是一开始就没打算“要当作家”。我作为一个普通人过着极其普通的生活，有一天陡然起意写了部小说，而那部小说一下子就摘取了新人奖。所以文坛是怎么一回事，文学奖又是怎么一回事，我几乎丝毫不具备这类基础知识。
而且那时我还有“正业”，日常生活总而言之忙得够呛，处理一件件非处理不可的事务就已经手忙脚乱了，这也是原因之一。就算长了三头六臂都不够用，哪里还有闲心去纠缠那些可有可无的事情。当上职业作家之后，虽然不再那般忙碌了，可是心里一寻思，这是又过起了早睡早起的生活，几乎每天都去运动，拜其所赐，晚间几乎不再外出应酬，因而也不曾涉足新宿的黄金街。我绝不是对文坛和黄金街心怀反感，只是碰巧在现实生活中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与这些场所建立关系、前去造访，仅此而已。
至于芥川奖是否“有魔力”，我就不太清楚了，是否“有权威”，我也一无所知。而且从来就没有意识到这类事情。迄今为止有谁得过这个奖，又有谁没得到这个奖，我也毫不知情。从前就没什么兴趣，现在也差不多一样（或者说越来越）兴味索然。就算像那个专栏作者说的，芥川奖是有魔力的东西，至少那魔力并未波及我身畔。大概是在半道上迷了路，没能挣扎着走到我身边吧。
我凭借《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这两部作品获得了芥川奖提名。不过老实说（如果有可能，希望诸位原原本本地相信我的话），当时却觉得拿不拿奖都无所谓。
《且听风吟》获得文艺杂志《群像》的新人奖时，我的确打心底感到高兴。我可以广而告之，向世界断言，那是我人生中划时代的事件。因为这个奖是我成为作家的入场券。有没有入场券，情况可大不相同。因为眼前那扇大门豁然洞开，而我还以为，只要有那么一张入场券就万事大吉了。至于芥川奖如何如何，我那时完全没有时间去思考。
还有一点，对于最初这两部作品，我自己也感觉不太满意。写这些作品时，我觉得本来拥有的实力只发挥出了两三成。毕竟是有生以来头一回写东西，小说这玩意儿该如何写为好，基本技术我还不太明白。如今想来，“只发挥出两三成实力”在某种程度上未尝不是一种亮点。不过一归一二归二，从作者角度来看，作品的质量还有不少地方让我难以满意。
所以，当入场券还可以，但凭着这样的水准，继《群像》新人奖之后居然连芥川奖也拿到了手，只怕反而会肩负起过重的负担。在这个阶段就受到如此高的评价，难道不是有点“过头”吗？说得平实点，就是：“咦，连这玩意儿都可以？”
多花些时间的话，肯定能写出更好的东西来—我心里有过这样的念头。作为一个不久前还从未想过要写小说的人，这个念头或许相当傲慢。连我自己都这么觉得。但允许我坦率地阐述个人见解的话，一个人如果连这点傲气都没有，就别想当什么小说家了。
《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都被媒体宣传成芥川奖“最有力的提名作”，周围的人好像也都期待我获奖，然而基于前述理由，错失芥川奖反倒让我松了一口气。而让我落选的评委们的心情，我也能够理解：“嗯，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至少没有怀恨之心，也不曾想过与其他提名作品相比如何如何。
当时，我在东京经营一家类似爵士酒吧的小店，差不多每天都去店里上班，假如得了奖、受到世人瞩目，只怕周遭就将哗然一片，令人心烦。这也是一桩心病。毕竟是做服务业的，纵然是心里不想见的人，可来的都是客，也不能避而不见—话虽如此，其实也有几次实在忍受不了，只好逃避不见。
记得两度获得提名，又两度落选之后，身边的编辑都对我说：“这下村上兄就算是功德圆满了，从今往后大概不会再被提名了吧。”我心里还在想：“功德圆满？这个词有点怪怪的啊。”芥川奖基本是颁给新人的奖项，到了一定的时期就会被排除在候选名单之外。据某家文艺杂志的专栏说，还有作家曾六次获得提名，而我两次就功德圆满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不清楚原委，总之那时候文坛和业界好像达成了“村上已然功德圆满”的共识。大概是惯例使然吧。
然而虽说是“功德圆满”，我也没感觉特别失望，反倒心情舒畅起来，或者说安心感更强烈一些：对芥川奖再也不用多想了。得奖也罢不得奖也罢，我自己倒真的无所谓，但记得每次获得提名后，随着评审会临近，周围的人便莫名其妙地坐立不安，那种气氛稍稍有些令人心烦意乱。有种奇怪的期待感，还夹杂着轻微的焦虑般的感觉。仅仅是获得提名，就被媒体渲染成话题，那反响既大，还难免引发反感之类，如此种种烦不胜烦。只有两次，令人郁闷的事情就够多了，如果这种情况年年重复的话……单是想象一下，就不禁心情沉重。
其中最令人心情沉重的，莫过于大家都来安慰我。一旦落选，就有许多人赶来看我，对我说：“这次太遗憾啦。不过下次绝对能得奖。下部作品请好好写啊！”对方（至少在大多数场合下）这么说是出于好意，我心里也明白。可是每当有人这样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落得心情复杂兮兮的，只好“呃呃，嗯嗯……”地含糊其词，搪塞了事。就算我说“得不得奖其实都无所谓啦”，只怕也不会有人照单全收，反而会导致场面尴尬。
NHK也很烦人，还在提名阶段，就打来电话跟我打招呼：“等您得到了芥川奖，请第二天早晨来上电视节目呀。”我工作很忙，又不想上什么电视（因为我生性不喜欢抛头露面），就回答说：不行，我不去。可他们总也不肯退让，反而怪我为何不上电视，生我的气。每次获得提名后都会发生诸如此类的事情，往往令人心烦难耐。
世人为什么只对芥川奖如此在意，我时常感到不可思议。不久前，我走进一家书店，发现里面堆满了书名类似《村上春树为什么没能获得芥川奖》的书。我没翻开读过，不知道内容如何—自己毕竟不好意思买吧？不过，出版这种书本身就叫人心生疑窦：“好像有点咄咄怪事的感觉嘛。”
不是吗？就算那时我得到了芥川奖，可是，既无法想象世界的命运会因此发生改变，也无法想象我的人生会由此面目全非。世界大概还是眼下这副德行，我也肯定还是这样，三十多年来（可能有些许误差），大抵按照相同的节奏执笔创作至今。不管我是否获得芥川奖，我写的小说恐怕照样被同一批读者欣然接受，照样让同一批人焦虑不安。（让为数不少的某类人焦虑不安，好像与文学奖无关，而是我与生俱来的资质使然。）
假如我得了芥川奖，伊拉克战争就不会爆发—如果事情是这样，我自然也会感到有责任，但这样的事绝无可能。既然如此，我没获得芥川奖一事为什么非要特地做成一本书不可呢？老实说，这正是让我困惑的地方。我得没得到芥川奖，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暴……又何曾是风暴呢，连小旋风都算不上，简直是微不足道。
这话一说出口，没准会惹出是非来：芥川奖无非是文艺春秋这家出版社评选的一个奖项。文艺春秋把它当作一项商业活动在运营—即便不把话说得这么绝对，可要说完全没有商业运作成分，那就是撒谎了。
总而言之，作为一个长期以小说家为业的人，如果允许我根据真实感受直言相告，新人阶段的作家所写的东西中能有令人刮目相看的作品脱颖而出，大概五年才有那么一回吧。就算把标准稍微降低一些，也是两三年才有一次。如今竟然要每年甄选两回，就免不了有点滥竽充数的感觉。当然，就算这样也没关系（奖项这东西或多或少是一种勉励，或者说一种祝贺仪式，放宽准入条件并非坏事），不过客观来看，我不由得会想：这样的水准恐怕还不足以每次都让媒体倾巢出动，炒作成社会事件。其间的失衡就有些怪异了。
然而这么说的话，势必有人要想：岂止是芥川奖，全世界所有的文学奖其实“又有多少实质性价值呢”？这么一来，讨论就无法进行下去了。不是吗？但凡名字叫奖的，从奥斯卡金像奖到诺贝尔文学奖，除了评价基准被限定为数值的特殊奖项，价值的客观佐证根本就不存在。若想吹毛求疵，要多少瑕疵都能找得出来；若想珍重对待，怎样视若瑰宝都不为过。
雷蒙德·钱德勒在一封书信中，就诺贝尔文学奖这样写道：“我想不想成为大作家？我想不想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算什么！这个奖颁给了太多的二流作家，还有那些不忍卒读的作家们。更别说一旦得了那玩意儿，就得跑到斯德哥尔摩去，得身着正装，还得发表演讲。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值得费那么大的功夫吗？绝对不值！”
美国作家纳尔逊·艾格林（代表作有《金臂人》《走在狂野的一边》）受到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大力推举，于一九七四年获得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成就奖，却因为在酒吧里跟女孩子喝得烂醉，结果错过了颁奖仪式。他当然是有意为之。人家问颁给他的奖章呢，他答道：“这个嘛……好像被我扔掉啦。”《斯特兹·特克尔自传》里写到了这个小插曲。
当然，这两个人或许是偏激的例外，因为他们独具一格，一辈子坚持叛逆精神。然而他们二人共同感受到的，或者说以鲜明的态度想表达的，恐怕就是“对真正的作家来说，还有许多比文学奖更重要的东西”。其中之一是自己创造出了有意义的东西的感触，另一个则是能正当评价其意义的读者—不论人数多寡—的确存在于斯的感触。只要有了这两种切切实实的感触，对于作家而言，什么奖不奖的就变得无足轻重了。说到底，这种东西无非是社会或文坛以一种形式对他们进行追认罢了。
然而许多时候，世上的人们只把目光投向有具体形态的东西，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文学作品的实质终究是无形之物，而一旦被授予奖项或奖章，便留下了具体形态。人们便可以对那“形态”加以关注。恐怕正是这样一种与文学性毫不相干的形式主义，以及权威一方“颁奖给你啦，速来领取”式的“自上而下的视线”，让钱德勒和艾格林们焦虑不安吧。
每当接受采访，被问及与获奖相关的话题（不论在国内还是海外，不知何故常常问到这个），我总是回答说：“最重要的是有好的读者。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学奖、勋章或者善意的书评，都比不上自掏腰包买我的书的读者更有实质意义。”同样的回答说了一遍又一遍，连自己都觉得腻烦了，却几乎没有人真心相信我这番说辞。多数场合都惨遭无视。
仔细一想，这的确是又现实又无聊乏味的答案，听上去就像彬彬有礼的“官方发言”。我自己也时常这么想。至少不是那类让媒体人感到津津有味的说法。但无论是多么无聊乏味的陈词滥调，对我来说却是实话实说，所以也无可奈何。不管问多少遍，我都会重复相同的说辞。当一个读者付出一千几百日元，甚至几千日元买一本书时，他绝不可能别有用心，（大概）只有一个坦率的想法：“我要读这本书！”或者说只是抱着一腔期待。这样的读者让我发自内心地感到珍贵。与之相比—算了，只怕也不必进行具体的比较吧。
本来不必重新强调这句话：流芳百世的是作品，而不是奖项。还记得两年前的芥川奖获奖作品的人，还记得三年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人，世上只怕不会太多。你自己记不记得？假如一部作品果真优秀，经历了适当的时间磨炼之后，人们就会永远把它留存在记忆中。至于厄内斯特·海明威得没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得过），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得没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得过吗），究竟又有谁会介意这种事情呢？文学奖虽然能让特定的作品风光一时，却不能为它注入生命。这是不必一一言明的。
是否因为没获得芥川奖而遭受过损失？我左思右想，却连一个稍微沾点边的例子也想不出来。那么，有没有享受过好处？这个嘛，因为没拿到芥川奖而享受好处的情况好像也不曾有。
唯独一点，对自己的姓名旁边没有注上“芥川奖作家”的头衔，我稍稍有些喜悦。说到底不过是遐想—逐一在自己姓名旁边注上这种头衔的话，会让人觉得好像在暗示“你无非是借芥川奖的光才能混到今天”，只怕多少有些心烦。如今我没有任何像样的头衔，因而无拘无束，或者说无牵无挂。只是村上春树（而已）。这相当不坏。至少对我本人来说，不算那么糟糕。
不过，这并非因为对芥川奖心怀反感（好像有点老话重提，我压根儿就没有这种念头），而是对我归根结底是以这种“个人资格”从事写作、活到今天稍稍感到自豪。兴许这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对我来说却至关重要。
这可能是个大致的推测，习惯手不释卷地阅读文学书的读者，我估计大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这是堪称核心读者的百分之五。近来人们常常谈论所谓的“告别图书”“远离铅字”，我觉得某种程度上确有此事。不过，纵使这百分之五的人被上头强令“不准读书”，他们恐怕也会以某种形式继续阅读。即便不像雷·布雷德伯里的《华氏451度》里描写的那样，大家为逃避镇压躲进森林，在一起互相背书给对方听……大概也会偷偷地躲在某处继续看书吧。不用说，我也是其中一员。
一旦养成读书的习惯—大多是年轻时养成的—就很难轻而易举地放弃阅读。不管手边有YouTube还是3D电子游戏，只要一有空（甚或没有空）就会捧卷阅读。而且，世上每二十个人当中只要有这么一个人存在，我就不会过于忧心书籍与小说的未来。至于电子书如何如何，眼下我也不是特别担心。纸张也好画面也好（或者像《华氏451度》那样的口头传承也好），媒介和形态怎样都无所谓，只要喜欢书的人好好地读书，就足够了。
令我忧心忡忡的，唯有“我能为这些人提供怎样的作品”这一件事。除此之外的事物，说到底不过是边缘性的现象。要知道，日本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就是约莫六百万人的规模。有偌大一个市场，身为作家好歹能混口饭吃吧？不单单是日本，再将目光投向全世界，读者人数当然还会增加。
只不过说到剩下的那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这些人日常生活中接触文学的机会大约不太多，或许今后还将日益减少。所谓“远离铅字”的现象可能会愈演愈烈。尽管如此，恐怕眼下(这同样是大致的推测)至少有半数的人，对社会文化现象或知性娱乐方面的文字有相应的兴趣，一有机会就想翻开书看看。该说是文学的潜在受众吧，以选举用语来说就是“浮动票”。因此，需要一些专门为这样的人设立的窗口，或者类似展示厅的东西。而作为那窗口或展示厅发挥作用的，或许就是芥川奖了。以葡萄酒来说就好比是博若莱新酒，以音乐来说就好比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以赛跑来说就好比是箱根驿传。当然还有诺贝尔文学奖。不过话题一旦扩展到诺贝尔文学奖，事情就稍稍有些麻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