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1919年的杨苡先生在2023年与世长辞。杨苡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是自西南联大迈向广阔生活的进步学子，是首创《呼啸山庄》这一译名并使该译本成为经典的重要翻译家。杨苡先生的人生百年，正是中国栉风沐雨、沧桑巨变的百年。而这部2023年才付梓出版的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便是杨苡先生送给我们的最后礼物。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是杨苡先生唯一口述自传，百岁人生匆匆而过，山河故人历历在目，没有华丽修辞，只有基于个体的讲述，讲述那一百年的时光里，走过的许多人，发生的许多事，而在这不着痕迹又暗流涌动的文字中，无数个体的“命运”在汇集与交响，我们因此得以窥探一个时代里的种种兴衰涨落。
01
家与国：一份特殊的历史见证
“时代不是她的人生背景，她的人生就是时代本身。”
杨苡出生于书香世家，祖辈有四位在晚清中了进士，点了翰林。父亲杨毓璋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先后担任沈阳电话电报局董事、天津中国银行行长。然而，杨苡出生时已是家道中落，童年深宅里，祖辈的煊赫、北洋政商两界的风云变幻她不大闹得清，念念不忘者，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境遇。
幼时杨苡
杨先生的回忆是平实又真切的，呈现给我们一出旧中国大家族的生活大戏。动荡时代，家族与个体的命运随世事的变迁而浮沉。在这场百年大戏中，“娘”“母亲”“大姨太”“大公主”“二姐”“四姐”“狗叔”“姑妈”等人物分别出场，一个个以时代为注脚的悲喜故事在历史的进程中顺流而前。因为足够长寿，杨先生看到了几乎所有人的结局。这样一个大家族，后代里不乏各领域的翘楚，哥哥杨宪益成为著名翻译家，姐姐杨敏如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而百年中国波卷云涌，个体的生活也裹挟其中，家与国、个人与社会无从分拆，更多的杨家亲友无力面对这汹涌的世界，于唏嘘中长逝。
杨苡的母亲与兄妹三人合影
如果说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见证着历史，那么杨苡先生提供的便是一份特殊的多层次长跨度的见证，娓娓道来的是一部由无数普通人的命运编织起的百年中国家国史。
02
求学路：一段灿漫的燃情岁月
“青春”与“热血”是代代相传共通的话题。杨苡先生坦诚分享着自己的年少往事：也曾贪玩厌学，也曾与闺蜜私聊“八卦”，也曾有过情窦初开的悸动与遗憾，也曾因为“高考”报志愿而苦恼……灿漫、热情、朝气蓬勃，是亘古不变的青春关键词，而作为“五四运动”的同龄人，杨苡的青春底色则更多了一份守护家园的决心与炽热。
“不同时代的年轻人，成长的环境不同，要承担的责任也不同。我出生在五四，成长的时候，正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困难的时期。但就是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年青一代的朝气、热情和责任感一点都没有丢。”
1927年，八岁的杨苡进入教会学校中西女校读书，中西十年是她最愿意回忆的日子。同窗情谊、少女心事、诗歌与话剧，乘着歌声的翅膀，无忧无虑。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35年。这一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学生纷纷上街游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兴起。母亲不让杨苡参加抗日活动，她以自己的方式发泄着不满
天津中西女子中学
“楼上有架租来的钢琴，我就坐下使劲弹，学过的都是《蓝色多瑙河》一类的曲子，我觉得没劲，不解气，就开始唱‘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会的抗日歌曲轮着唱了个遍，一边唱还一边跺脚，拿铅笔盒敲桌子。”
苦闷之中，杨苡开始给巴金写信，“因为巴金《家》里写的，和我家太相像了。”她一直珍藏着十八岁的毕业照，姑娘们穿着“绿色带有极密的本色小方格薄纱”做的旗袍，配白色皮鞋，象征春天的气息。照片里，刚接过毕业证书的杨苡“兴奋又激动”。
前排左3为杨苡
1937年，杨苡保送到南开大学中文系，还未来得及入学，“七七事变”爆发，天津沦陷，华北局势急转直下，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被迫西迁，在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自天津、上海、香港辗转至昆明，第一次出门远行的她和其他流亡青年们，在轮船、火车、闷罐车上，一路尽情高唱《松花江上》。在沈从文的建议下，杨苡转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就读。但在开学前，日军的飞机将联大轰得一塌糊涂，野蛮的侵华行动开始了。开学的钟声随着爆炸轰鸣声敲响。炮火声中，第一次独自一人背井离乡的杨苡同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一同在昆明度过了三年多的流亡求学岁月。
昆明遭遇空袭，联大宿舍被炸
1940年，杨苡与同学赵瑞蕻结婚，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与母亲、哥哥杨宪益、嫂嫂戴乃迭、姐姐杨敏如、姐夫罗沛霖一家人在重庆团聚。赵瑞蕻担任中央大学外文系助教，杨苡也于1942年进入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直到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乘船北返南京。
“船上有许多是南京本地人，南京是他们的家，九年了，有家不能回，这时见了家乡，大哭起来，好多人一起哭，泪流满面……不是南京人，我对这里是陌生的，只是想，船上的日子结束了，流亡的日子总算结束了，生活该安定下来了吧？”
03
思故人：一部细节饱满的合传
“我记住的经常是些好玩的事，就像你们现在说的‘八卦’。”
杨先生的讲述中留下了许多在她生命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的身影，家人、朋友、师长，她以自己的方式为他们作传。即使是有名人物，大多也在趋于私人生活场景的记忆中出现。
在西南联大，沈从文、杨振声、陈梦家、朱自清、闻一多、吴宓……这些近代颇具分量的人物，都成了杨苡的老师，许渊冲、穆旦、陈蕴珍等人也与杨苡成为了同学。群星闪耀的西南联大，在她的记忆里是一个个年轻的身影，一串串日常的弦歌。
杨先生忆起19岁时初次见到沈从文，只见他和颜悦色，讲话一口绵软的湖南话，轻声细语。慢慢熟络了，沈先生也会教育她：“昨晚写了什么了？看了什么书？才十八九岁不要那样贪睡，要睡懒的哟！要用功哩！我去睡觉，你方可休息。睡迟些怕什么？不要犯懒贪玩！”
谈到吴宓先生，回忆里出现的是他上课时的生动细节：“左手抱几本洋装书，右手是手杖，嘀嘀笃笃走进教室。上课喜欢做手势，讲但丁的《神曲》，比画着天堂与地狱，一会儿拊掌仰首向天，一会儿低头蹲下，让我们笑了又笑。”
杨苡把回忆比作电影，“一个一个的画面，人和背景在一起。想起过去的人与事，也像过电影似的，只是一会儿是彩色的，一会儿是黑白片”。她的“场景式记忆”带来大量细节。同样出于“沉浸”的考虑，本书还收录150余张珍贵照片，不少图片都加了较长的注释。也许这就是口述史有别于传记的迷人之处，读者收获的是第一手不加修饰的翔实资料。一边品读这些趣闻轶事，一边翻看泛黄的旧照片，似伴在杨先生身边，不像是听学者讲历史，更像是听平易近人的老奶奶讲那过去的故事。
百年回眸中，许多人和许多事如水流过，而杨苡先生依旧信心满怀：“巴金说，长寿就是惩罚。我说，活着就是胜利！”一如1940年她留在昆明西南联大莲花池畔的诗句：“我爱日月，晨之晴朗，夜之朦胧，更爱看一条雨后出现的彩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