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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故宫修文物

  

我在故宫修文物

萧寒 主编 / 绿妖 撰稿 / 严明 摄影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1

即将上架

 

五年前,我们开始有一个心愿,希望那些一直深藏在故宫角落的文物修复师能被大众知晓。

 

五年后,有赖于被电视版纪录片打动的每一位朋友,因为你们的支持与信任,我们才有了走进院线的勇气。

 

感谢参与众筹的每一个你。一辈子很短,也许只够做一件事。

 

                                                              ——萧寒

 

 

钟表室——从清代一直传承至今

 

钟表是故宫博物院中非常特殊的藏品,堪称世界博物馆同类收藏中的翘楚。清朝皇帝酷爱钟表收藏,顺治、康熙、乾隆三位皇帝嗜爱钟表的程度,一代胜过一代。钟表的修复技艺是唯一在故宫里一直绵延下来、没有断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钟表都是实用器,需要持续维护,直到1924年,冯玉祥的部下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宫时,钟表匠人依然留在紫禁城内。

 

钟表修复的每一个步骤,都包含了当时人们对钟表机械的想法、工匠的想象力,整个加起来折射出民族工艺的灵活性。打开一座钟,就是与历代的工匠对话,你看得出他们的手艺高低,态度是谨慎老实,还是敷衍糊弄。就像民歌,承载着一代代人的悲欢离合,这些文物所承载的大量的历史信息,借着修复工艺,也一代代地保存了下来。

 

技艺容不得欺骗,技艺没有捷径。一座宫廷钟表层层组装,上千个零件必须从最底下开始每一个零件都严丝合缝,错零点一到两毫米都可能导致最后的整体罢工;一件青铜器碎成毫无规则的一百多片,有一块碎片位置不对都拼不起来。

 

 

 

1977年王津师从马玉良。在老师傅们退休以后,王津和他的徒弟昊楠,如今是故宫仅有的两位宫廷钟表修复师。至今,清宫钟表修复,已经传了三百多年。王津延续了故宫钟表修复的传统。

 

王津直言:“修好一个特别复杂的东西的心情?原来你不知道它什么样,修好恢复功能,看到他的表演原来是这样,心里挺有成就感。别人知不知道谁修的无所谓。可能一辈子就这一次,这东西修好了,搁库里,或者将来展览,再想这么大修不太可能,有的人一辈子赶不到一次。”

 

 

摹画室——摹一张新画,等于延续八百年

 

纸寿千年,绢寿八百,即使不算战火辗转,书画卷轴也只能保存八百年。以临摹的方式来保存原件自东晋已得到重视,兴盛于唐宋。历代都有宫廷画师对古画进行临摹复制,至宋徽宗时期,更组织皇家画家大量临摹前朝名迹,“训督甚严”。传世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如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列女图》是依靠宋代的摹作才为后人所了解。

 

有的工作磨损人,有的工作养人,在故宫里临摹古书画是后者。磨墨、勾线,清华美院毕业、作为准画家培养,巨建伟进故宫摹画室后开始重新练习勾线。用很长时间做一件简单的事,在此过程中,深入中国画的本质,对勾线的微妙之处掌握得越来越深,从墨的水分,摩擦力,墨的颗粒的粗细,在什么样的纸上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最终他重新回到最简单的一根线,在一根线上看出一个人。“哪怕是一条线,也是有精神,有气质的”,摹画,是进入原作者的状态,与原作的精神状况相沟通。

 

 

 

沉浸于此,超然物外,每天都有成长感,余事皆是打扰。单薄脆弱的先人书画,为他营造了一个坚固的精神世界,可以抵抗红墙外艺术市场的喧嚣、同辈人的名利双收。同样,面对电脑喷绘技术对临摹的冲击,是否会感慨自己进入了一个冷门的行业?生于1987年,来故宫五年,故宫古书画临摹的第三代传人巨建伟淡淡地说,所谓热门冷门还是跟利益有关,利益是暂时的,但传承是恒久的。重要的是掌握古法,担起传承的责任,“就像古人讲的,朝闻道夕可死矣”。

 

 

 

在那些冷冰冰的古董、几百上千岁的文物背后,其实有着非常生动的故事——像去邻居家串门一样,随口来一句“我去寿康宫打个水”;在院子里懒洋洋地逗逗“御猫”的后代……正是这些逗趣的日常生活,才让这群身怀绝技的人鲜活起来。

 

如果你目睹他们的工作状态,会发现那种禅宗寺院的感觉从何而来,屋中并没有佛像,但他们有自己的信仰。

 

(内容编辑整理自《我在故宫修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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